面临的挑战
一是高水平自贸规则重构将中国排除在外。发达国家主导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积极构建TPP、TTIP等跨地区、大型自贸安排，将自由化重点转向投资和服务市场开放。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出现高水平自由化趋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被排除在外，使我国在适应新格局、新规则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同时，中国尚未形成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难以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的规则。我国短期内无法加入主要的高水平自贸安排，一方面会促使我国企业为规避贸易转移效应而加快对自贸区成员国开展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不利地位，将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是发达国家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特点和对外投资阶段特征，不少中国对外投资涉及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等行业，面临投资东道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越来越严苛的局面，很多投资规则呈透明度低、不可预测性强等特点。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统计，向其提交安全审查的外国投资案件中，涉及中国投资者的案件数量在2006-2010年为19起，占比仅为3.4%，而2012和2013年数量均位居各国之首，占比超过五分之一（见表1，P29），与中国对美投资占比极不相称。此外，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限制。美国CFIUS规定，对于国有企业或其他存在海外政府控制证据的企业投资，在最初30天审查后还须接受45天调查。澳大利亚因中铝收购力拓一案，修改了外国并购法案，将“国有产权”作为单列审查项目。
三是东道国政治风险呈上升趋势。近年来，世界经济和治理进入大调整时期，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覆盖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面临的东道国战争、战乱、政策不可持续等风险不断增加。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乱发生后，新政府对于上届政府给予中国投资的承诺不予承认，严格限制中国在非投资，或没收中国企业在非资产，造成中国在利比亚损失超过数十亿元。2014年中越南海争端引发暴力打砸中资企业事件致使部分中国企业和个人遭受较大损失。
四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政策支持体系仍有待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仍存在多部门重复审批、周期长、限制多、流程复杂等问题。现有制度以指导为主，监管和约束力度有限，海外恶性竞争现象普遍存在，不少企业只重视投资建设，忽视在当地的沟通、经营与维护，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声誉；为对外投资提供重要服务的金融业“走出去”滞后，国际竞争力不高；应对海外投资损失的双边协调机制还不健全，我国的大部分双边投资协定签署时间较早，对于海外投资损失的保障条款力度较弱。此外，对外投资的公共服务体系仍有待于完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产业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
一是国内转型升级需求将推动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布局调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将推动优势产业、当前产能过剩的产业以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加快向境外转移，寻求更低的要素成本，拓展国际市场。中国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高端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在传统制造业的转移为高端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后，通过境外投资获取高端的技术、品牌，返回国内市场经营的企业将显著增加。
二是服务业投资将成为对外投资的亮点。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将推动服务贸易向服务投资转变。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业的扩大开放，企业对外投资所急需的金融服务将大幅度走出去。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将推动房地产、娱乐、医疗、教育等领域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拓展国际市场和反哺国内市场。
三是满足国内资源能源需求的行业将扩大投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资源能源对外投资仍将恢复和反弹，方式上将向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全球销售并满足国内发展需求转变。全球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持续关注将推动中国新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粮食和食品安全提出了较高需求，未来农业领域的海外并购和农地开发具有较大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