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紊乱甚至失序的现象，如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暴恐频发、难民问题、选举乱局、民粹主义兴起、右翼极端主义暗流涌动、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面对这些乱象，西方国家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开出药方，也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掣肘中难以有效施治，西方社会似乎失去了自我调节以达到自愈的能力。这不仅让自视很高的西方世界感到尴尬，而且也在侵蚀和消解着西方社会的自信心。
西方国家的乱局绝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由于运气不佳。实际上，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
对个人主义的放纵不断侵蚀公众利益
自由与民主曾经激发了西方人的创造精神和西方社会的活力。但是，当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其斗争对象——封建主义后，其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就出现了癌变的趋势。按照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理解，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理想会落入个人狭隘利益的窠臼。欧美社会的现状证明了这个趋势的确客观存在。
美国学者贝瑞和威尔科克斯发现，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层面存在着一个难解的困境。这就是说，在一个所谓“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地（有时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便其主张可能会伤害他人，并且可能不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困境在于，如果政府不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取消了他们的政治自由。当人们处于自由竞争状态时，这种利益的博弈还是可控的。但是，当资本的力量借助垄断发挥其能量的时候，利益集团就可以借助不受约束的自由压倒普通民众的自由。按照这两个美国学者的说法就是，“在我们这样的制度下，利益集团一直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实行一些损害一般公众利益而有益于小部分选民的政策。”普通民众没有足够的财力组成政治团体，也不可能形成增进自己利益的政治议题，而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却能操纵政治进程和议题。
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利益集团是一种癌，在西方国家机体内扩散却得不到遏制，使国家机体逐渐腐败、虚弱。譬如，有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发现，美联储在治理中存在严重的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曾用秘密的应急贷款来满足华尔街大型利益集团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区联储银行理事会的银行家们。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华尔街的大亨们引发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却依然能够享有超高薪酬。
资本垄断和财富集中激化社会矛盾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和工人阶级的斗争，西方国家曾经进行了某些改革，使不平等现象变得温和了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但是，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遗：它不断扩张自己的欲望，压缩劳动群众的利益空间。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对社会公平正义带来威胁。
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很多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摆脱了中下层民众的压力和公平价值观的约束。为了转移矛盾，其社会上层人士还在政治上操纵议题，把工人阶级利益被剥夺说成是国外竞争和外来移民的结果。实际上，真正的祸根仍然是资本的集中与垄断。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指出的，劳资之间的分立造成了诸多冲突，首要原因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财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事实上比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此外，在美国，机会不平等在最近几十年里显著加大了。关于不同社会阶层在考试分数、完成学业的时间、选择的职业以及收入等方面的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这种机会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趋于缩小，而现在则在不断扩大。这就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实际情况更加严重。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的说法，收入增速比顶层1%的人群更快的人群只有两个，就是顶层0.1%和顶层0.01%。显然，西方社会的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减弱了。
在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大，这是其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但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当今美国，个人改变出生时社会阶级属性的难度要高于欧洲。另外，美国的教育也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超级精英无节制地将资源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公立学校则资源匮乏。这是一种新的封闭：精英教育越来越只适用于上层社会。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福利资本主义”或所谓“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在，资本的任性促使资本主义再度野蛮化，从而引发了许多其自身难以化解的社会问题。
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导致劣质民主
经过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争取，西方国家的民主在一个时期的确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是，很多西方国家在制度上把民主仅仅理解为政治权力的票决。这不仅缩减了民众的民主权利，而且为资本的操纵留下了很大空间。被资本控制的“民主”操作，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为攫取权力进行不择手段的争斗。这不仅撕裂社会，也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认为，美国是被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人统治的。精英阶层是社会议题和进程的真正决策者，“民主”实际上是糊弄大众的幻象。为了博取选票，党派竞争演化为演讲技巧甚至“颜值”的比拼，而真正的治理规划和理念却被遮蔽了。不同党派选出来的候选者往往不是真正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者，而是一些巧言令色、善于用许诺博取好感的人。让美国人感到烦恼和无奈的这一轮总统选举，是这一趋势的最新发展。这些人上台之后，就把自己竞选时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即使有些人想有所作为，但考虑到连任的需要，也不敢真正进行触动利益集团奶酪的改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承认：“在我们的体制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能阻拦我们进行实质的、必要的改革。”当执政者没有连任顾虑的时候，其执政岁月也所剩无几，已经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想法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可以改变。对此，一些美国人调侃道：现在看来，他基本没有改变什么，连关闭关塔那摩黑监狱都无法兑现。他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头发变白了。
奉行干涉主义危及自身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
垄断资本所支持的军工综合体以及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霸权，促使西方国家任性地干涉他国事务，不仅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甚至战争，也危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
几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综合国力优势使得人口仅占全人类人口一小部分的西方世界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这就促成了西方的傲慢。西方高人一等的霸权意识致使它们奉行干涉主义，不仅摧毁不符合其口味的国家的社会秩序，而且耗散着西方自身的力量。当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已经有捉襟见肘的态势：一方面，西方的干涉不仅没有给其他国家带来文明，反而使其陷入烽火连天和水深火热的境地；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高额军费，也动摇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影响了其国内的民生发展。另外，让干涉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西方国家引起的战火造成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不断涌向欧洲，给欧洲和国际社会造成很大压力。哪里有野蛮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被干涉国家的人民变得更加反美、反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是反美、反西方倾向的极端化。
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西方国家不能平等地对待非西方国家。在欧美人看来，非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不能积极看待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反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新兴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看作是对自己霸权的挑战。西方人惊呼：“我们正处在实力从西方转向亚洲的历史性转折点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让西方人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断用所谓“再平衡”“接触中的遏制”等举措来围堵、压制中国，这种行为将在更大程度上消耗西方国家的物力和道德资源。实际上，只有允许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世界事务和全球治理，才能建立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从这个角度说，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进行比较深入、比较彻底的制度性改革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