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是同时可以在狭义和广义层面上加以阐释的综合性社会发展目标话语与实践。就此而言，它们不仅构成了对方各自进行一种自我反思性审视的重要背景和语境，而且可以在彼此间展开一种持续性的、意趣深远的学理对话与实践互动。尤其是，当我们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视角来观察与评估当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时，更应该看到或强调的也许是后者的阶段过渡性而不是完成性意涵，从而使我们2020年之后的新时期发展有更为明晰的着力点或方向。
【关键词】 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 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2020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8.006
作为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重大政治主题或任务（“四个全面”之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在2020年前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使命”。而作为客观描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长期性进程的阶段性概念，“小康社会”或“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还可以在更为宽阔的学科或学术视野下来加以分析讨论。在笔者看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理论阐释或拓展潜能的分析视角与向度。①尤其是，当我们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来观察与评估当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努力时，似乎更容易看清后者的阶段过渡性特征而不是完成性意涵，也就是我国未来新时期发展的着力点或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阐释
就像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是生态文明一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基础是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在我国又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象及其阐释。但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背景和语境来说，“小康社会”意指一种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或“样态”。②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不仅与我国悠久发展历史上的各种形式的“太平盛世”宏大叙事相联系，而且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列为基本目标的“繁荣富强国家”愿景——尤其以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或战略为代表——存在着明确的承继关系。另一方面，尽管其迄今为止不容置疑的物质经济主导性甚或垄断性意涵，关于它的认知和衡量经历了一个渐趋拓宽与深化的过程。
由此可以理解，如果说21世纪之前我们更愿意将小康社会的实现等同于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满足或超越，那么，如今我们则更倾向于对我国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各个层面的一种更加高标准（质量）、综合性（全面）、包容性（公正）的衡量与判断。
可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在20世纪末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目标，大致对应于我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的“第二步”战略。它不仅包括一个更加高标准与完善的量化评估体系：（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4）恩格尔系数低于40%；（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6）城镇化率达到50%；（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8）大学入学率20%；（9）每千人医生数2.8人；（1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而且拥有一个明确由五个层面组成的衡量指标体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接近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求表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明确地把少数明显的“短板”内容或指标列为了“攻坚对象”，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精准扶贫”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前者而言，按照2010年新标准测算的2014年仍高达7014万的贫困人口（贫困率为7.2%）③，无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最大“拦路虎”；就后者而言，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所导致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呼吸饮食安全威胁——2012年以来迅速蔓延的大面积“城市雾霾现象”则是其典型代表④，已凸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另一个共识性难题。
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不同的侧面或维度逐渐构建起来的话语与政策体系。⑤概言之，如果说生态文明概念更多来自于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文明整体及其概括的一种二元划分式辩证理解的哲理性拓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用生态文明来描述与界定一种彼此和谐与共生性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及其制度化体现，那么，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则更多基于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形式的生态环境难题应对政策与理念的一般性提炼或概括。这二者之间当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显然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那样简单，而是相互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⑥
应该说，经过2007年十七大、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强力推动，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主流性政治意识形态与主体性治国理政方略的内在性构成部分。尤其是，从十八大报告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战略部署及其任务总要求”到《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生态文明体制与制度改革的“四项任务”；从《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强力度、整体性、常态化推进的执政目标与任务。
相应地，一方面，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基本意涵已经日益超越环境污染治理或城乡绿化那样的一种直观或简单意义上的认知，而是渐趋聚焦于一种对目前的粗放式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模式及其基础理念的否定性理解。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重构或转向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而不仅仅是（无限）走向物质经济富裕过程中的自然道德提升或个体生活风格优化——其中，无论是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还是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首先是实现绿色变革的对象而不是前提。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衡量与评估也应是基于一个立体性维度框架的综合性考量。换言之，离开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层面上的生态化重建或转型作为支撑，表面上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将很可能是局部性或表面性的。正因为如此，分别由国家环保部和北京林业大学创制的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尽管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法论设计和指标设定——前者更多是一种“规划评估”，而后者更多是一种“绩效评估”⑦，但都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亚维度及其整体（即生态文明的环境、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作为一个基本前提。
至此，我们已可以发现小康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一种内在性关联。毋庸置疑，舒适安全的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或全面建成后的小康社会的必须性构成要素。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到20世纪末）还只包括了“森林覆盖率”这一代表性指标，那么，现阶段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已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一个整体性指标体系的五大侧面之一，尽管似乎并未做出非常量化的目标性规定——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下的大气、饮用水和食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就此而言，我们平时言称的小康社会意指对于绝大多数人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等人生基本需求的满足，并非是不包括生态环境考量，而是依此为前提的，而这其中理当包含着对于周围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源开发意义上的改变。但另一方面，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视角来说，“小康社会”还可以做一种适度物质资源耗费和相对简约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自然关系）意义上的未来社会愿景阐释，类似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所倡导的“简易生活社会”或“守成社会”（the conserver society）⑧。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及其结果，意味着或很可能导向一种后现代（但不应是反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过度宣传的“高度（物质）发达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因此，尽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语与政策体系已然包括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某些相关性评估指标，但后者作为一种独立的话语与政策体系依然可以构成对前者进行自我审视并展开思想对话的重要空间——同时在现行社会结构变革和未来社会结构重构的意义上。依此，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与阐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所面临着的诸多挑战，并科学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2020年以后）的发展着力点或方向。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实践观察
2016年暑期，笔者应邀对云南省的国家公园建设和安徽省滁州市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PPP项目做了短期考察。⑨严格地说，这两地考察学习的直接目标或任务，并不是那里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或“生态文明建设”，但似乎又都与这两大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而，笔者在此将从二者关系的视角做一些观察性评论，主要目的是从实践层面上印证或阐明上述生态文明视野下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一些想法。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和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为云南省造就了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而旅游资源开发和发展旅游产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首选之策。正是在上述背景与思路下，国家公园建设成为云南省及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的战略突破口或“政策抓手”——以此带动地方旅游业及整个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2006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立法通过成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三江并流区域）；2007年6月21日，中国大陆首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保护区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揭牌；10年之后的今天，云南省获得正式命名的国家公园已有13处之多。2015年5月18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在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云南省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一方面，云南省创建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历史文化基础支撑是丰厚而坚实的。比如，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石林和作为世界遗产的丽江古城与大理古城，无疑具有国家性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标志的价值，因而符合成为国家公园的前提性条件。⑩另一方面，包括国家公园、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重点风景名胜区等在内的国家级招牌，的确可以为当地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带来直接促动。且不说像石林和丽江古城、大理古城这样的全国性著名景区——来自四面八方的摩肩接踵的人流是最好的印证，就是目前名气还不算太大的位于昆明郊区的东川红土地景区，也能促成当地逐渐成型的旅游观光产业（以饮食住宿业为主）。
就此而言，在笔者看来，我们至少应该在路径示范意义（作为切入点或突破口）、政策典型意义（作为一种议题性政策）和地方特色构建意义（即云南经验或模式）上，充分肯定国家公园建设对于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与体制创新意涵，而这也在总体上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的。然而，从与学界、业内同行的交流和切身观察中，笔者也注意到一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就像其他形式的诸多保护地一样，国家公园的基本特性应是自然人文遗产的保护地属性（保护养育优先）、经济开发活动的适度性或有限性（着眼于生态可持续性或自我抑制性的）、面向全民或全球的公益性（生态政治正确性），而这就注定了国家公园相对有限的地方经济带动或刺激功能。但是，国家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和国家与地方之间对此显然存在着明显的思维认知与利益关切差异，即创建代表国家利益与形象的更多是保护性的国家公园还是致力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或绿色转型的国家公园。⑪不仅如此，这种本属正常的认知与关切差异在现实中明显受到“旅游经济”或“生态资本化”这种垄断性战略的裹挟甚或扭曲。结果是，“重开发、轻保护”（尤其是在保护区和非保护区之间的差别）和“建设性破坏”（通过大量开发项目的实施）以及社会资本介入过程中的制度性约束缺乏，成为近年来云南省国家公园建设以及旅游业发展中引起较多争议的议题⑫。而更潜在的问题是，这种对自然资源开发效率和货币资本投资效率的过度关注，很可能会导致对国家公园和景区周边社群利益的忽视甚或侵害，而这是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直接要求相冲突或背离的（比如各种形式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发展滞后或受限问题）。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安徽似乎更有理由成为我国持续性农业与农村改革的先行者，而引发了我国新时期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凤阳县小岗村联产承包制改革正是发生在安徽滁州。笔者一行考察的是一个PPP模式下的国家公益项目，即安徽全椒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特许一个专业化公司进行全县域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
从公共政策创新的层面上看，这一项目当然也有它的特点或值得关注之处。我国的PPP模式公益项目本身就仍处在试点运行阶段，其中涉及的许多关键性政策环节都需要通过个例实践来加以补充完善，比如项目公益性的界定与分级、项目承担方与委托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协调机制、项目服务对象或公益主体的民主监督和介入机制等，而在社会环境相对复杂的农村实施此类公益项目就有着更多的约束性条件，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观察研究，比如项目执行公司与当地社区和村民之间的关系。而至少从2015年启动以来的运行情况看，全椒县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PPP项目做到了委托方（地方政府）、执行方（专业公司）和农村村民都满意，展示了农村垃圾卫生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企业公益化运营的良好前景。
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一农村生活垃圾公益项目是在安徽全椒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组织实施的。⑬至少从对两个村庄的观察来看，如果说前些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奠定的是农村居住条件大幅度改善的物质性基础，那么，如今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则是一种向更高层次目标的综合性提升——其中既涉及农村新型公共服务系统的重构问题，也关涉支撑农村社区化生活方式和新型公共服务的产业打造问题（尤其是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换言之，上述努力既可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策话语体系、也可以在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话语体系下得以叙述或阐释。也正因为如此，看似普通的乡村生活垃圾处置项目具有了一种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创建的路径重要性或意义——全国著名的浙江省安吉县和甘肃省康县的探索也是从乡村综合环境整治开始切入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生态文明建设的⑭。
当然，也正是在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层面上，笔者发现了包括安徽全椒县在内的改革先行地区所面临着的系列挑战。这其中的两个关键性环节是，农村人口的锐减和农村公共性本身的重构。就前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是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定居为前提的，然后我们更多考虑的则是创造使那些“农民工”成为“市民”的经济社会与法律条件。如今却突然发现，农村人口的锐减正在成为我们用城市现代化的成果“反哺”农村时面临着的最大障碍——直接性的挑战不是如何留得住“乡愁”记忆而是留住或吸引一去不还乡的人口（尤其是乡村精英），这对于处在长江三角洲腹地和皖苏交界地区的全椒县来说似乎尤为严重，缺乏人气的乡村无疑是很难谈得上“小康社会”的；就后者来说，在传统宗族关系规约和小农集体性经济联系渐趋弱化之后，农村村民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已经迅速趋于淡化，而硕果仅存（或重建）的村委办公室、文化（村史）馆和公共娱乐场所显然不足以构成一个足够强大的集体公共空间（the commons）。因而，如何在重振乡村集体经济样态和村社公共服务系统的基础上构建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新型乡村公共空间以及相应的共同体感，已然成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的重要内容或时代性挑战。
2020及其以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过渡性意蕴
笔者并不怀疑主要测量指标满足意义上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更不会无视或贬低这样一个宏大目标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重要性。而只是想强调，广义上的或作为一种独立性话语与政策体系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映照性分析，尤其是后者视角下的一种批判性审视，更容易让我们看到前者特别是作为一种具体政策性目标或指标体系的阶段过渡性特征。它包括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认知侧面：一方面，“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还只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层面实现阶段性发展的社会——大致对应于我国也许还要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即“三步走战略”的第三个阶段），或者说，无论是就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还是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而言都还将依然存在着“短板”或“不协调性”的社会。就此而言，我国继续进行“小康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还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另一方面，无论是就“全面小康社会”还是“生态文明社会”目标的充分实现而言，日益明确的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协调性发展或共生性关系的制度化实现，意味着或内在地要求根本性变革目前主导性的欧美式现代化模式及其基础性理念——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或融入国际社会进程已经使我们深刻地内嵌其中，而这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复活我国“小康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象的另一个侧面，即主张物质节俭吝惜或与自然生态和解的一面。
基于此，我们首先需要批判性审思已有的面向2020年及其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愿景术语或口号。一是“中等发达国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既是中华民族近代社会以来孜孜以求的复兴梦想，意味着将彻底告别使我们遭受了无数屈辱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局面，也将是新中国一个世纪左右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这一术语或口号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并未超越欧美少数国家、甚至就是由它们所确定的现代化话语及相应的制度政策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相对于极少数的发达国家来说的，而这些极少数发达国家不仅有着并不怎么光彩的“发家史”（尤其是赤裸裸侵略性的殖民史），而且它们发达地位的维持似乎也离不开一种远非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包括当今经过绿色装饰的地球拯救行动）。换言之，即便在某些指标数据上我们可以达到世界中等国家水平，也很难最终成为欧美标准意义上的发达的现代国家——欧美国家目前所做到的在全球范围内稀释的其现代化所必然蕴含的社会与自然矛盾⑮，将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系统的难以为继，更不用说持续性发展。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高级阶段”。这一术语或口号的最大优点，是强调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属性，而且，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逻辑性起点正是十三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判断。因而顺理成章的是，经过一个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物质基础积累，我们应当在更大范围和更充分程度上践行社会主义的原则与制度体系——如果社会主义原则与制度确实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话。然而，它所面临的挑战似乎是更为明显甚或尖锐的。如果我们还相信唯物史观的常识，就必须承认，伴随着私人经济利益与权利的持续性神圣化“包装”——往往不过是欧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声”和我们国有或集体经济不成功实践方面的“放大”，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已是对于社会公共性事业（尤其是国有企事业）甚或集体行动本身的普遍性质疑，而在这样一种严重歧视性或缺乏信任感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任何政治力量都是很难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大厦的。⑯
三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十八大报告关于“迈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提法，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红绿”术语或口号，其核心是通过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历史性结合，在成功解决现实性生态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复兴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与制度理想。应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更容易在目前并不怎么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绿色政治联盟的共识性盟约或“底线”，而在依然十分重要的国内平台上则体现着可能的激进经济政治变革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⑰当然，并非绝然不可能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蜕变成为一种严重政治折衷性的“浅绿色”政策或制度汇集，或者说某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⑱，相应地，我们也许会进入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新时代，但肯定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较为彻底地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生态不可持续与社会非正义难题。
综上所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具有一种历史承继性，尤其是相对于20世纪末已经实现的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而言，但基于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发展话语与政策体系的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分析，使它更容易彰显出相对于2020及其以后这一关键性时间节点的阶段过渡性特征——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更多是一种轻车熟路意义上的现有文明规范下的量的积累，那么新阶段更多需要的将是走向新型文明的质的改变或创造。
注释
1郇庆治：《生态文明新政治愿景2.0版》，《人民论坛》，2014年10月（上），第38～41页。
2对于“小康社会”的最权威论述是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步走”战略设想所做的阐释。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984年，他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7页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3胡鞍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龙头》，青年网，http://news.youth.cn/wztt/201503/t20150304_6503183_1.htm，2016年8月22日。
4郇庆治：《雾霾政治与环境政治学的崛起》，《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第48～53页；《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之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期，第30～35页。
5郇庆治：《生态文明理论及其绿色变革意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5期，第167～175页；《生态文明概念的四重意蕴：一种术语学阐释》，《江汉论坛》，2014年第11期，第5～10页。
6Qingzhi Huan,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7/2 (2016), pp. 51-66.
7环保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http://www.zhb.gov.cn/gkml/hbb/bwj/201306/W020130603491729568409.pdf，2013年7月22日；严耕、林震、杨立华等：《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2010）》，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8William Leis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and Commodit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9分别是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与西南林业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建设——云南经验学术研讨会”和《人民论坛》杂志社组织的“安徽全椒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置PPP项目”主题调研。
10来自林业行业的学者更强调国家公园的独特自然生态属性或特征，主张应谨慎考虑以历史文化特色为主的国家著名风景名胜区。参见唐芳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公园》，《光明日报》，2015年1月16日。
11杨宇明：《云南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在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与西南林业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建设——云南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8月9日。
12赵新社：《寻找中国国家公园》，《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12月18日。
13负责组织接待我们考察团一行的正是安徽滁州市委的“美丽乡村建设办公室”官员，而且还专门邀请我们参观了两个美丽乡村建设的模范村：石沛镇黄栗树村和六镇镇柴岗村。
14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模式：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即将发表；《生态产业化、美丽乡村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生态文明》，2015年第4期，第64～68页。
15［奥地利］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全球环境政治与帝国式生活方式》，李庆、郇庆治译，《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第12～20页。
16郇庆治：《社会生态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鄱阳湖学刊》，2015年第3期，第65～66页。
17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1～17页。
18郇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第108～128页。
责 编／马冰莹
2020 in Prospect: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ogress
Huan Qingzhi
Abstract: "Finis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are both comprehensive social development targe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that can be interpreted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broad sense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gard to this, they not only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and context for each other to examine in a self-reflective manner, and can initiate a persistent and profound theoretic dialogue and interactive practice between each other. It is noted that when we observe and assess the current efforts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from the angle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we should perhaps look at or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latter's transitional nature rather than its completeness meaning, 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clear focus or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period after 2020.
Keywords: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build in all respects, ecological progres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2020
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主要著作有《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当代欧洲政党政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