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 （张弘整理）
按编：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国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教授在此文中讲述了早期几位认识西方的人物的故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晚清主流观念的提出距今已经120多年。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自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体用之争”一度成为晚清官员政治正确的关键选项。至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在这一主流观念的压制下，晚清很多真实的观念得到误解甚至造成对这段历史认识的一些错误。对此，著名学者秦晖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种三段论，说中国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对洋枪洋炮感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之后还是被打败，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中国有了洋枪洋炮、军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于是，又有人说光学器物还不够，还要学制度，因此有了戊戌变法。但是，后来搞了共和制之后，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中国人这个时候才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等。
这个所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鸦片战争以后，的确有极少数人注意过洋枪洋炮确实很厉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清政府根本不把洋枪洋炮当作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人重视洋枪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好感，甚至有一些好感是走入误区的。
早在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继畲就写了《瀛环志略》，对西方的制度介绍了很多，而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中国“三代”(尧舜禹)才有的事。在中国士大夫眼里，中国“三代”那是很好的时候，从秦以后中国就礼崩乐坏了。
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评价西方的那些话语全都是儒家话语，他们一看西方，觉得真是仁义之邦。所谓的仁义之邦，是指这个国家的内政是仁政，他们的国家对老百姓很好。
中国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西方国家真是礼仪之邦。比如，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郭嵩焘是翰林院出身，本身是一个理学家。
1876年，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给他写传的那个人说，对于一个58岁的老人来讲，你不可能希望他在价值观上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到了西方以后，对西方称赞备至，但从来没有说孔孟一句不好的，他还是一个孔孟的信徒，但是他从孔孟的角度认为西方是圣人之治。
因此，郭嵩焘回国以后谈到西方，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是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坚船利炮呢？当然是知道的，他其实也很重视这个事。因为就是他出使了英国以后，建议清朝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后来北洋舰队那些人都是因他的建议去的，像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
这些人被派去了以后他还觉得不够，他曾经写过一个奏折说，日本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英国学习海军，人数比中国多。他说，这是中国要警惕的，搞不好日本就超过中国了。
实际上，他在英国期间发表的感想和游记中，坚船利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内容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在洋务运动之前和洋务运动初期称赞西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动的王韬曾经讲过，西洋以礼仪为要，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和德为本。
而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郭嵩焘的晚辈薛福成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记载了这样一个事，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遇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他说，他听了以后还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去过西方。他就问了几个去过西方的人，“陈荔秋中丞，黎存斋观察，皆为其说”。
也就是说，不是郭嵩焘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凡是去过西方的人，像陈荔秋、黎莼斋都说郭嵩焘讲的很对。
陈兰彬、刘锡鸿：外交使团里打小报告的人
这个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古人称人不称名，称字号、称官衔，也不是称当时的官衔，而是要称唐代的，甚至是周代的官衔，表示他的附庸风雅。如果你是巡抚不会叫你巡抚，就叫中丞，那是唐代的称呼。如果你是个道员不叫你道员，叫你观察，因为唐代每一个道员都是观察史。
陈荔秋、黎莼斋这两个人都是有驻外经历的。黎莼斋是中国第一个驻欧使团的成员。陈荔秋中丞，这个人是中国第一个驻美的公使陈兰彬。这个记载引起了我很大的困惑，如果郭嵩焘讲称赞西方的话是可以理解的，陈兰彬也这样说就让人很不可理解。
因为陈兰彬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顽固、极端反西化的人。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是，把中国最早向西方派留学生的举措给搞黄了。
当时，中国最早派到欧洲和美国的外交使团，它的人员构成挺有意思。朝廷专门找了两个关系非常恶劣的人去当这些外交使团的正使和副使，因为朝廷不放心这些人，所以找了两个互为仇敌，一个去监督另一个。这也反映了中国皇帝的用人之道。
在驻欧洲使团中，正使郭嵩焘是一个以称赞西方闻名的人，后来在国内被骂成汉奸。而他的副手刘锡鸿是一个极端保守派，整天向国内打小报告，揭露郭嵩焘的称赞洋人，大逆不道，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他拿去报告。
有一次郭嵩焘参观英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天下着雨，英国人递给郭嵩焘一把伞，他就打了。刘锡鸿马上打了个小报告，说他竟敢打洋人的伞，作为中国人应该有骨气，在大雨中淋死都不能打。
还有一次，郭嵩焘应邀去听音乐会，他把放在桌位前面的节目单拿来翻了几眼。刘锡鸿又打了一个小报告，说去听洋人的音乐还不够，你还要看人家的节目单，可见你崇洋媚外到了什么地步……
驻美国的使团恰好相反，驻美国使团副使是一个著名的开明人士，而且他还是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就是写过《西学东渐记》的容闳。他在1860年代就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以后就鼓动洋务，曾国藩、李鸿章都很欣赏这个人，就派他去美国做副使，而正使是陈兰彬。
容闳建议中国应该派留学生到美国，于是就有了留美幼童的计划。第一批几十个孩子，到了那里先学了几年的英语。毕业以后考试进入美国的大学去学专业，这些人基本上都考上了，而且很多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学。
可是在他们刚刚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就给国内打了个小报告，说容闳图谋不轨，这个事情千万做不得，说中国的正人君子一到西方就学坏了，这个事情要赶快刹车。他这么鼓动，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太同意，但因为皇帝支持，最后把这个事情搞黄了。
这个事情挺可惜的，因为这些人以后除了当翻译，有成就的不多。其中有一些后来继续学习的，成了大名，比如说著名的詹天佑。还有一些搞政治的，但是搞技术的基本上都没有，因为他们被提前召回了。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把陈兰彬说成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说他经常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就把袖子撸起来要打西方人的样子。一个非常敌视西方的人，可是他私底下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
这些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私下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兰彬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但是在私下他是一个“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