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私人日记里的西洋观
刘锡鸿整天指责郭嵩焘对西方崇洋媚外，但是刘锡鸿后来也留下了一个日记，死后也发表了。看他的日记会发现，他“崇洋媚外”比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人，他观察西方是很细致的。
比如说，英国官方有一次请刘锡鸿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拒绝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过布置了，看不到真东西。但是他很有心，把这个监狱地址记下来了。有一天，他走到那儿突然提出说要进去看看。他去了之后，说这个监狱很人道，对犯人的待遇很好，而且还训练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出来以后有正常的谋生手段，真是仁义啊。
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说这个也是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是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济贫院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在刘锡鸿看来，这里简直是好到家了，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只要申请，国家可以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这是很低档的东西，他当时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且他发现这的确是英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他说这真的是“仁义之极端也”。
刘锡鸿觉得，英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这个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很多中国人说，西方人除了能打仗以外，没有什么别的长处，就是匈奴、回纥一流。可是刘锡鸿就说了，西方人很讲仁义道德，而且这一点是中国不了解的。
1870年代，中国和日本当时的关系不错，这两个国家彼此比较了解，到了西方他们都是东方人，可以说他们都算老乡。因此，他们经常串门。有一次，日本公使来吃饭，就和郭嵩焘聊天说，我们这两个国家没有钱，国家征税，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税。英国这个国家，老百姓很愿意交税，这是为什么呢？
刘锡鸿就说，英国人征税那是老百姓选出议员在议会中决定的，大家都需要这个公共服务，那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代表、不纳税”，刘锡鸿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征税，老百姓谁愿意交啊？征税去干什么？谁不都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
郭嵩焘听了以后很惊奇，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刘锡鸿这个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是什么话呢？完全相反。
所以，当时中国人，在朝堂上讲称赞西方的话是比较少的，因为政治不正确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焘就是因为“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结果被打了小报告，被罢官了。有些人说他是汉奸，要治他的罪，后来还是曾国藩这些人把他保下来的。
可是打郭嵩焘小报告的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还要清楚，像刘锡鸿就是。
张树声：临死吐露心声
当时还有一种人，他不打小报告，但是也闭口不谈这些敏感问题。像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就是这样。他在思想史上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没有什么著作，但是他是个官场老手，官做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通商口岸附近当大官。他也组织人去研究洋务，而且还招罗了一些像薛福成这样的人当他的幕僚。因此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实际上他对西方是了解的。
张树声说过一些很保守的话，他曾经给皇帝写奏折，说“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也就是说西方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军事方面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其他方面就用不着学了。
可是到了1884年，这个时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给皇上的遗折。这个遗折用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时他已经死了。我们通常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临死也就不用考虑当官的事了，于是他讲了一番心里话。他说，我们现在要向洋人学习，而且主要不是学习军事，要学体不是要学用。
张之洞是比他晚一辈的人了，我们认为张之洞算是比较开明的人，但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在张之洞之前讲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话的人很多，而且这些人并不以开明自居的，比如张树声。
但是张树声在临死的时候说，“西洋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用也”。它的教育、它的政治体制，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轮船、大炮、铁路、电线是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事恃欤”？
他把坚船利炮都看成是鸡毛蒜皮，他说这些东西，第一没有体，就学不到用；第二这些用学到了，其实也不管用。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当时有这种主张的人很多，郭嵩焘也是这样说的。但他们这些话带有儒家的偏见，因为他们其实是不怎么看得起商人的，所以他们觉得西方真正值得学的不是西方人办公司，而是天下为公，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制度。
因为在慈禧太后面前宣传这些，搞不好就会被砍头，所以只好讲坚船利炮，但是中国人是不是只觉得坚船利炮好呢？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刘锡鸿和陈兰彬他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以什么做标准呢？是以他们私下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官场话为标准？如果以私下讲的话为标准，他们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有什么区别？他们在官场上讲的话是真话吗？我觉得根本就是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