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年第四季度，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并实施已满整整一年。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这项新的改革任务，改革的成效也日益显现。从认识论上说，作为一项新的改革措施，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对于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这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准确地吃透中央精神、把握这项改革的规律性增添了难度。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这启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范式上必须同西方经济学政治光谱上最右边的西方供给学派体现出明显差别。“所谓研究范式，实质上是指学术研究所持有的特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在世界经济史上，秉持不同范式的经济思想，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实践结果。倘若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将掉进如同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失败、拉美“失去的十年”发展陷阱那般无底深渊，即会犯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屡次警醒一定要避免的“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3]。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背景下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阶段，为在建党一百周年时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积聚物质基础，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这场改革的攻坚仗。切实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利益、切实缩小贫富差距，是下一个阶段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项重大任务，需要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扎实推进。
必须落实好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有经济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之“分工”各有侧重。尽管西方供给学派不像新制度经济学派那样过于强调私有产权理论，然而它们的理论预设很多地方是重合的。曾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与同时期担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并称为实践供给经济学的两大“旗手”，她最为主要的执政理念就是强力推行私有化。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指出，二战后的英国长期保持如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经济核心部门不受市场影响，而撒切尔的上台则“改变了这一切”[4]。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推行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私有化的那一套，而是要从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那里寻找理论基础。换而言之，对于处在“一球两制”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而言，经济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我们可以借鉴，但绝不能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体用倒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这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和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多次就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这一被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公认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今年以来，中央号召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党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向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看齐。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之中，如果对此采取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实用主义态度，那么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年来，有一种声音总是在或明或暗地提出要创造条件使得国有经济加快退出市场，并且滥用“僵尸企业”这一名词攻击国有企业。本来，对于个别效益较差的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以至于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国企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去除一些过剩产能和无效产能，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然而据笔者观察，近一段时间，“僵尸企业”这一名词在舆论场上被乱用，仿佛僵尸企业与国有企业画上了等号，大有又一场私有化浪潮卷土重来之势。习近平总书记曾痛彻心扉地反问过，“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一大二公”搞所有制崇拜，这被实践证明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然而改革开放绝不是树立起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所有制崇拜，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切都是好的，而国有经济则具有“原罪”。那样的话，我们的改革必然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这一两年东北经济再遇寒冬，一些人不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寻和分析问题，急忙鼓噪“东北经济出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多”，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东北要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步伐。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年下半年暴露出震惊全国的“辽宁贿选案”就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论调。辽宁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通过贿选产生的45名人大代表，有42人是企业负责人，这其中又有多数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说明，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数量上相当，而且极少数人已经发起了资本侵蚀的攻势，这很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已然“私强公弱”的经济生态面貌。与辽宁发生贿选案同时，已经落马的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主政吉林省时就热衷于对国企进行私有化，甚至一手造成了“通钢事件”这样在国内外影响恶劣的事件。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辽宁省国有经济比重只有30%左右，这一数字与人们印象中的东北国有经济比重极高的陈旧思想早已大相径庭。所以说，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国有经济强身健体毫无疑问能够促进东北地区经济早日复元，然而让国有企业充当经济下行的“替罪羊”，显然是不公正的。近年来，神舟飞天、高铁出海等等案例无不说明了国有企业是能够搞好的。对发展国有经济充满自信，实际上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