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办成二流大学？
我前面说过，顶级、一流、二流大学基本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在由于历史、资源、及地缘的关系[1]。他们优秀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办校宗旨、监管体制、评核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这些学校实质上是教授当家。二流以上的大学是一群学者的合伙组织（partnership）。而三流大学比较像工厂，教授只是拿薪水的『笔耕者』及『口力工人』。二流大学已经到了民主体制，而三流大学是农业社会的君主专制。
从三流到二流要比从二流到一流难得多。从二流到一流，甚至从一流到顶级，只要有资源肯拼命，就有可能做到。而从三流到二流是本质的改变、是思想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用经济发展来做比喻。从二流大学到一流大学就如同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亚洲四小龙想赶上英国与意大利。香港与新加坡用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末已经做到了。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就如同满清的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共和国的工业社会，打打杀杀一百五十年，到了1990年才算结束，经过了非常痛苦、血腥、漫长的转型过程。这转型的痛苦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与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影响了现有在位人的利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一夜间荡然无存。从二流到一流大学，是按同一个制度体系力争上游，而从三流大学到二流大学是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由于新的制度体系否定了现有的制度体系，反抗、破坏、挣扎就大得多。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哈佛教授参议会才刚赶走一位做过财政部长、要改革哈佛教授懒散教学态度的年轻校长。谁对谁错，我说不清楚，人家哈佛有足够的真大师坐镇，如果那些假大师搞得过分，校长是冤枉的，真大师就都跑到普林斯顿或斯坦福去了。如果没有什么讲座教授因此离职，这个校长大概走得不太冤枉。这就是市场机制。中国有吗？这里有个小注脚。这个校长要整顿的对象，就是一个讲座教授，他一气之下，拉了一批同事投奔普林斯顿去也。这位讲座教授是真大师、假大师，我不知道，隔行隔重山。但是，普林斯顿接受了这一批人马，哈佛校长因此去职，是非曲直，就有了公论，这就是市场机制。
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真正的教育家是办教育，而不是争排名，就如同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好奇与探索，而不是算文章数量。争排名、做文章的毛手毛脚，我知道些，我也做过些。我一生的志向与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做个真学者好老师。做为一个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我是不相信绝对道德观的，我认为道德是成本效益盘算下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衍生品。做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科学家，我要贡献的是如何透过理性的分析，设计一套制度机能，让人们自然地依自利的动机，做到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因此，我对清华及浙大的建议，不是怎么玩些手法，把排名弄上去，而是以社会精英的心态，怎么为中国打造一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在我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清晰的指出，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我任教的浙大与清华，应该有舍我其谁的抱负。
在我的举例与分析中，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创建顶级大学最重要的一环，是以学术大师为核心的市场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顶级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官本位的农业社会能产生的。没有一个官，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识别学术大师，但是市场能。市场的识别能力超过任何的专家，市场的淘汰、监控、与定价机制是融合了市场所有专家的智慧。
中国以致亚洲都没有一个开放型的学术市场，在清华讲的是『三清』，东京大学谈的是『三东』。三清也者，本科、研究生、教授职位都出身清华也。看清华出身的清华教授谈起三清的那副得意像，真恨不得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这三流古井里的青蛙』。我自己也有『三台』病。四十岁以前，我的梦就是回母校台湾大学教书。整个亚洲的学术精英都染了严重的科举病毒。如果一个大师是在十八岁那场考试决定的，这个大师百分之百是假的。没有真大师，就没有二流大学，就别提顶级大学了。没有开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真大师。货真价实的学术大师是在残酷公平的市场上，百炼成钢的结果。清华、浙大、东大、台大只是个三流大学，真正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二流大学的第一步，就是教师队伍不能有近亲繁殖。所有博士毕业生都要进入公开市场，不能留校。
大海养大鱼，小沟养泥鳅。学术界的大牛，集中在美国这个学术大草原，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大、最公平的市场杀出来的大师，应该是最厉害的。不只我们『落后』的亚洲得服气，近年来，连在『先进』的欧洲的大师都有浓浓的美国牛排味。清华、浙大要玩二流大学的游戏，就得进入北美学术大草原。各位看到吗？在表一，一个只有三千万人口的农业国家加拿大，居然有两家大学被列入一流大学，就是因为地缘优势：它们位于北美洲英语语系的学术大草原。如果把杜兰大学、南加大往南搬五百里，进了墨西哥，杜兰、南加大就什么流都不是，这就是地缘优势。
在中国生根的浙大与清华，地缘优势就别想了。没有地缘优势，也能成为二流大学，人家香港科大不是就做成了吗？香港科大还一度有一流大学的恢弘气势咧！出大师的学术市场不是要大要公平吗？中国市场虽然不公平，谁能说不够大呢？只要我们能借用美国市场体制让中国市场做到透明与公平，三十年后，世界学术中心在那里，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track）,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香港三大，尤其是科大，对长聘制，已经很认真执行十年以上了。
这个长聘制为『二级市场（secondarymarket）』提供了丰富的供给与需求。有人称这个市场为『旧货市场（usedmarket）』。旧货市场的买家，不都是穷人（较次的学校），豪门大户也热衷得很。因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就像好酒，越陈越香。学术大师是二级市场的常客。在一流大学最常说的话题，在顶尖大学几乎唯一的话题，就是某某人有了什么成果，是怎么来的，又有那家学校挖他了。这个丰富的二级市场，也为长聘制添加了新的功能：淘汰、筛选、信息、激励。对于一个极难客观评价的学术来说，长聘制的这些功能太重要了。没有长聘制、没有丰富的二级市场，就不可能有鲜活热闹、蓬勃兴旺的学术。由于中国没有长聘制，没有开放型的学者二级市场，中国就没有二流大学，更不必谈顶级大学了。清华就是请十个杨振宁来也没有用，请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只是花钱买了个符号，培养了一个诺贝尔奖研究成果，才是顶级的大学。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可以用杨振宁为例说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是没有资格这样说的。你知道吗？像杜兰这样的学校，是很少给诺贝尔奖得主荣誉博士的。我现在就是杜兰的荣誉博士遴选委员，我们要授予荣誉博士的，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锦上添花是三流人做的事。
在二流以上的大学里，重要行政职位，尤其是校长，都是全世界公开遴选的。权与钱是腐化的根源。一流大学有权有钱的学术单位，像商学院院长，基本上是从外引进的。一流大学的学术科系，每隔十来年就会从外面挖进一个系主任。外来的新主管有独立性，他不欠人情，没有瓜葛。他也有客观性，他可以冷静的分析这个单位的历史留存问题，他的做为与决策不会马上引发关联性的猜忌。他有开创性，把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引入。我有个亲身的好例子。EMBA教学是芝加哥大学首先推出的，并不太成功。后来给西北大学摸出了门窍，杜兰大学就挖了西北大学主管EMBA的副院长来当院长，做了两年，就出了成果，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杜兰手上把他抢了过去。EMBA就是这么样在美国遍地开了花，也影响了世界。
从我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浙大、清华如果关着门自己搞，是搞不成二流大学的。二流大学的建设要靠市场机制，因此想要摆脱三流大学的困局，就得拉了一群背景相同、资源相似、有志向前冲的学校一起干，组建一个即竞争又合作的学术市场。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里的顶尖大学成立像美国常春藤的学术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共同推动，逐渐的将中国最有历史、最有潜力的大学的监管从教育部移转到校产基金会、校董会、顾问委员会的手里，将学术专业的监管移转到公开的学术市场。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导师邓小平，有个真知灼见：『摸着石子过河』。市场不是一天造成的。市场的优化过程，纯粹是经验的累积，结集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与智慧，不断的改进与摸索前进，最后胜出的机制，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能单独推导出来的。认识市场机能在学术监管与激励的重要，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极不容易跨出，能跨出这一步，而不跌个四脚朝天，后面的路就会逐渐好走。
『摸着石子过河』的真髓是从一小步做起。张维迎这个小红卫兵，在北大搞的学术文化大革命，立意是好的，大方向也对，可是他可能患了他出国前上班的赵老板同样的错误：打击面广了些，步子快了些，调子高了些，手法硬了些。能让人家小老美，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老老实实的干真学问的动力，不是校长室的一纸公文，也不是某某大师的大声吆喝，而是那些小老美俗不可耐的经济动机与市场压力。要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也不是随便说说就有的。学术这东西，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北大有这么多学者没有受过应有的研究方法、语言表达、思维方式的训练，硬是打鸭子上架，只有官逼民反。说到官逼民反，我在香港科大就患过同样的错误。三流大学的问题就在官本位的学术政策，做学术改革的也是用一纸官书，是很难成功的。
我觉得，学术改革，应该用利导而不是势逼，用市场机能，而不是用官方政策。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寻找最容易突破的新成长点。对原有的教师与学术单位做增量改革。譬如说，把教科书教好要比做前缘研究容易得多，北大许多老师可能无法用英文发表惊世之作，用英文念教科书的本事总有吧！因此计算成果的时候，把文章数的比重压低，把文章质的比重加高，教好书的比重大于劣质文章数的比重，升等评核的时候，多邀请些香港与美国的华人教授参与，采用竞争上岗，竞争加薪。这些都是无法立竿见影的工作，学术本来就不是方便面。自古以来，成功的改革本来就是文火煮青蛙。有点良心与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张维迎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贡献，及对整个北大学术改革的贡献。但想要人人讲好话就难了，不被乱石砸死，都算你张维迎走运的了。
案例：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SanDiego当过常务副校长(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的，在台湾、新加坡、大陆为科大扩充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考科大，也还真有些学生雀雀欲试。很快的，我们发现，港台新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这一协调，要到那个猴年马月？
逐渐的，有些老师又飞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的挖了墙角。逐渐的，在世界学术市场上，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的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这么沦落成了二流大学。在香港百姓的眼中，还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结果，也为浙大与清华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提供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科大在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最难的资源条件：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到现在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可是科大的创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态度高傲蛮横（香港要比台湾、大陆好多了），而一流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为办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前面分析过，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是模式改变(paradigmshift),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都是港大、中大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小海龟孙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没有傻到自残？
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可以说，科大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做为一个香港的公立学校又不能在大陆公开招生，学生市场就只限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学，那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只是资源浪费，师生都辛苦难过。最近一阵子，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招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归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平民：一个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我曾在慵懒的周末清晨，躺在清华园九公寓的床上，望着窗外遐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六四，1991的中国应该已经到了贞观之治，即将要回归的香港，决定送祖国一个礼物：十亿美金，一个吴家玮，一群在世界擂台成长了三十年的华人学术精英。邓小平大笔一挥，这笔资金与这群书呆子，进驻清华园，从零做起，打造一个顶级的，自我监管的私立大学。这一来，资源、历史、地缘优势不都有了吗？今天的清华，又何至于在三流大学中挣扎？可能今天的清华已经是鄙夷哈佛，无视耶鲁的世界顶级大学。所有世界新科博士的皎皎者，论文一旦被导师首肯，马上就寄到清华，梦想着北京打来的邀请电话。大唐盛世啊！衣冠长安啊！你在何方？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给他一个『良』（西方的B）。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二流。他的影响，还到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跳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进入一流大学就是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在同一个城市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在1990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的与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的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台湾的学者都是本校子弟，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是看不到亚洲大学来的学者的。别说来打擂台了，连观众席里，都找不到。近年来，亚洲学术风气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这些与香港科大的创建，引起了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眼相看，逼着亚洲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是有密切关系的。
结语
我对中国与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学术发展是非常乐观的，有些人甚至说我是盲目的乐观。逐渐的，我发现，就是乐观的我，也都低估了中国与大中华地区进步的速度。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