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启示：自治、法治与安全
根据熊月之的研究，上海的租界从最初的华洋分离到后来的华洋杂居（1854年7月修改的土地章程删去了华洋分居条款），使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中演变成一条灰色地带，一个战乱中可以藏身、新生政治力量也可以利用的空间，并形成了亦中亦西、中西混合、中西并重的文化和风俗。上世纪30年代有西方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那一批又一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则成为上海工商业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
混杂、多元、相对安全、贸易发达，令上海成为资源的汇聚地，能够配置各种商业机会。从开埠到1900年，上海人口从不到20万增长到100万，为中国之最。“战乱时，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于是，上海房地产业、银行业、书画业变得那么兴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熊月之）
多元杂处之地，有商机，能做生意赚钱，还要有太平秩序，住着安心。1930至1931年，英国籍南非法官费唐到上海调查租界，结论是，上海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展为现代大都市，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与安全。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法治管理也相当严格，早期《申报》经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熊月之指出，“长期的自治与法治，培育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养成了上海人遵纪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人们就看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
有商机，有法治，企业当然喜欢，所以上海，也只能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大本营。不仅李鸿章将三大制造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放在上海，近代中国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和扛鼎人才，大多数也都扎根在上海，基本为民办企业。他们打败洋货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佛手牌味精战胜日货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战胜英商祥茂肥皂，华生电扇夺取美商独占的电扇市场，等等。
租界是不光彩的殖民地，我援引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是要证明“租界繁荣论”，因为全世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都非常悲惨，即使独立后也发展不好。近代上海经济的历程说明，上海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中磨砺出的重视商业契约、讲法治、讲职业精神、产品和服务求卓越、开放不排外、重视管理的素质，是上海发展背后的最重要社会资本。在五口通商、独钟上海的历史关头，上海发育出了近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形态，在租界的历史场景中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责任。没有上海，很难想象中国的商业发展会走上什么道路。
也是在这样的商业文明和产业基础上，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经济中的举足轻重。“上海造”是质量的象征，上海是众多发明创造的策源地。1980年，上海一地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12%，这样的比重绝对后无来者。
下一轮，谁更有忧患谁更有希望
“十三五”期间，深圳的城市目标是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上海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我看来，在目前的基数水平以及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推进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无论深圳还是上海都面临巨大挑战和压力。
去年6月，深圳“改革30人论坛”给深圳市政府寄送了一份《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批评深圳自我满足，不敢担当，求稳怕乱，怕冒风险，敢闯敢试的责任感正在退化，警告深圳如果吃过去几十年的老本，“最终将可能沦为‘平庸的城市’”。建议书提出了11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包括：向国家申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验特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户籍人口比重；启动人民团体去行政化改革；全面推进政事分开，取消各类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实现事业单位治理结构的社会化、现代化；成立大数据局，创新互联网+政府的治理模式；等等。
从我多次到深圳的感受看，自满情绪蔓延，有钱就赚、急功近利的丛林心态，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方面，都应当引起重视。三人行必有我师，深圳在很多领域一骑绝尘，但值得向其他地方学习的也并不少。比如中国食药监总局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1个来自上海张江；张江连续几年在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经费中的占比为全国的1/3；张江企业申报新药的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张江在这方面有很多好做法，比如政府投资建公共实验室，免费提供给研发人员使用，有利地帮助他们降低成本，聚焦核心。在公共服务方面，浦东新区的网上政务大厅将在进一步完善后实现审批全上网，目前“网上督查室”也在加快建设，将全面实现对网上政务行为的在线督查、电子督办、实时监管等功能。即使是在深圳非常强势的互联网领域，也有一个短板，就是电子商务，包括商品和服务。像携程这样的公司，10多年前就用6西格玛的方式把服务标准化、精确化，这不仅是技术问题，和上海在服务方面的底蕴也是分不开的。
最近上海正在努力补短板。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把最近的一次区委全会干脆开成了“找短板补短板”的会议。他说，改革是浦东的生命线，哪天浦东没改革了，就将被抛弃。他坦言，浦东三产增长的拉动力主要是金融和房地产，金融是我们希望发展的，房地产就不那么好，因为不可持续，所以三产也不是样样都好。产业结构方面，浦东过去4年工业产值持续低位，工业投资持续下滑，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持续减少。“抓工业还是要抓战略性新兴产业，抓高技术产业，抓专精特新产业。我们要向深圳等兄弟地区学习。尤其是深圳工业并不靠少数几个行业吃饭，4G技术、超材料、新能源汽车、3D显示、无人机等等，是热点频出、百花齐放。去年深圳工业增长7.7%，新区是2.4%。社会公认深圳经济活力强，浦东不得不佩服，一定要向深圳学习。”
上海的人才优势比较突出，但沈晓明也反思说，浦东各类人才128 万，乍一看数字很大，但一比较就知道，浦东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是23.4%，北京是 28.6%，深圳是 37.1%。
上海找到差距，认识到差距之时，就是存有新希望之时。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有一个强势政府，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系统。上海总能把中央交办的事情办得最稳妥，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最佳的受托人。但是，一利必有一弊，上海卓有成效的网格管理和精致的海派文化的熏陶，在筛掉杂质的同时，也终结了很多活力与可能性。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听上面的话，这种行动哲学哪里都有，上海发育得最成熟。但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而深圳各界经常会就深圳的命运大声疾呼、上书上网、争议甚至质疑，官方总是主动给予开放式的互动。在上海，斯斯文文提点意见是可以的，官方精准组织的讨论也是可以的，但前提都是要“正确”。
为了中国的明天打好这两张牌
8月8日我在深圳南山调研的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叫中兴飞贷，团队核心都是银行出来的，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风控系统帮助银行给小微企业和个人做贷款。我仔细了解了风控过程，觉得特别贴近市场，接地气。在上海，我也接触过一些西装笔挺、教育背景优越、融资量很大的类似机构，但因为太高大上、太洋了，在市场上反而缺乏战斗力。
上午9点半，我见到中兴飞贷的CEO，他说不好意思，本来董事长要来的，可是凌晨2点到4点他还在召集我们开电话会议，真的起不来。等到中饭后准备离开时，董事长从一个会议中出来送行，聊了一阵。我问，天天晚上这么弄吗？他说，这大半年因为要从线下切到线上，任务太重，基本上都这样。然后他说，我们夜里两三点、三四点结束时，看看对面那个大楼，也都亮着灯，那可是腾讯游戏公司。
《深商的精神》一书的作者老亨说，深圳就有这样一批“以创意为瑰宝”的人，和大上海相比，深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于能容纳新的人、新的想法，能容许新的商业基因不断加入。“上海更像一个资本王国，深圳更像一个人本主义的创意王国，只要你有真正好的创意，你就可以体验自我实现的快乐。深圳和上海很难说谁的定位更胜一筹，但深圳价值观正在成为上海价值观最强有力的挑战者。”老亨甚至认为，中国文明重心的南移趋势，已是昭然若揭。
我同意老亨对深商精神的总结，但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我深信深圳的精神，上海的精神，一样弥足珍贵。
想到刘永行说，“在上海，我就像一条鱼游进了大海，无声无息，无人打扰。但当我需要金融资源时，很容易就能满足。”
想到马明哲说，“很享受在上海的生活，我喜欢在全世界的金融家到上海时，陪他们去一个有特色的小饭馆，一点不比香港差。”
想到有次和王石聊天，我说企业家都让深圳出了，上海就多为政治局输送官员吧。王石想都不想就回应：“上海的官员越多越好。”万科在全国各地有项目，房地产又是和最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行业，哪里最规范，心里有数。
上周五在外滩17号，友邦保险所在地顶楼，我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和对面的陆家嘴，突然有一种感觉，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火炬在上海点燃时，当时中国最多的创业传奇是在黄浦江畔展开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今天，当中国有了更多火炬去照亮整个商业的天空，上海不再那么显赫了。但是，伟大的基因从来只会变异而不会消失。今天，商业可能兴起于茫茫神州的很多地方，可能兴盛于具备制度与文化优势的一部分地方，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兴盛之后的放心之所，上海还是最佳选择吧。历史积淀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不会像经济指标那样易于被超越的。
所以一个地方的优势，从本质上说不是拷贝的结果，只能是发扬自身优势、同时勇于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创新的结果。
上海不是深圳，很多方面也做不了深圳，但上海可以借鉴深圳在一个更为充分的竞争环境中，那股敢想敢干、不怕失败的精气神，以及绝不小富即安、勇攀创新高峰的狠劲与自信。如果上海能把这种精神用于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必能不断带给中国惊喜。上海学深圳，不是比速度，而是要焕发一种更加进取、追求卓越的斗志，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创造最佳服务体验，早日成为世界级城市。
同样，深圳学上海，也不是简单去制定500强落户的奖励政策，而是要在综合发展、协调发展、提升全面素质方面，更用心，更精进，补短板。
在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用一种更好的精神状态，做更好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能激发动力，但合作更能创造价值。比如，复旦和交大能不能在深圳设立分校或研究院？深圳能不能乐见王牌企业加大总部职能向上海的转移力度？看似助人，实则助己，有为者当思之。
那是波澜不惊的黄浦江，那是大鹏飞翔的深圳湾，天水一线，天空正蓝。我不想论龙头所系，不想论天命垂青，我看到的中国经济未来，既需要有深圳这样的最佳创新者、无畏的开拓者，也需要上海这样的最可信赖的受托人和管理者。这是21世纪中国能力的最佳组合。若国运如此，天下谁惧！
(本文作者介绍：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