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文化者，“大而化之”者也，人类未知的是无可穷极的宇宙，但在圣人孔子的心目中，却未尝有“神”之实体。“神”是“未知”的代号，宇宙的无穷尽性是“神”存在的理由。在西方至少在16世纪之前，上帝是一个实体的存在，17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依然认为，“上帝是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必然地方的必然存在物”。同一世纪的笛卡尔，深知宗教裁判所余威犹存，所以口头上予以承认，但其学生斯宾诺莎则称其导师的“上帝”是经过先生改造的。18世纪的卢梭俨有信仰，而故作姿态：“我相信上帝，我崇拜上帝，我跪在他的脚下。”其实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上帝，上帝不过是他乡居时看到的自然。18世纪末的大哲康德则公开批评莱布尼兹，并称欲以实证来求上帝之存在，无疑是理性的深渊。直到19世纪末，横空出世的一位大哲尼采，在其神经病的间歇期，在世界上第一次宣称“上帝已死”，这在西方宗教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声惊雷。
东方则不然，“文化”使人们知道六合之外，有无极之境，有无何有之乡，看不到的先搁置起来。儒、释、道都不以为有实体的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教导人们关心当下的社会人生：“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七篇大文，从未有论及神者，只有他作为王者之师的说教。而道家的宗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教导人们崇尚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庄子的“以天合天”，超越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人的心与天同属一物，这无疑是北宋洛阳二程“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南宋陆九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前导哲理。至王阳明“心外无天”，则更是陆九渊学说的极而言之：人若无心，天之存在与我何干。理学家固然知道“心”是“理”之大宅，“心”和“理”不可分。朱熹之理在心外，而陆九渊之理在心内。心与理的终极追求是“至善”，从朱熹到王阳明，无不作如此想。
守护“初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根本善”
人，作为有“心”的动物存在，成为迄今为止宇宙学史上发现的唯一能够弘道的生命。中国的大哲们深知其如此，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几乎成为中国“士”阶层在文化上的遗传基因。探究“至善”的伦理道德之学，博大精深，远非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辈所能见项背。
《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指天地的大德。“明明德”，是清晰地了解大道之所在。“在新民”，正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们不因没有实体的神而彷徨，“求新”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止于至善”，这“至善”是弥之六合的正能量。既然宇宙是横无际涯的，何“止”之有？止者到达也，而道之所在，善亦从之，“道”横无际涯，止亦无可止。正如《易经》之六十四卦，卦之已尽，而称“未济卦”，正是表明“道”之弥大，而卦无可止也。
人既有“心”在腔，则必有“初心”之始作。宇宙之生命，与宇宙之生成在时间上不可比拟，宇宙之生成至单细胞的出现，不知其亿万斯年矣。而宇宙大爆炸之初，必是嚣乱错杂，纷匆匆其离合。从低级生命而至于人，则是无数奇变的生命之果，来之不易。人在宇宙中只有一次机会，而这生命如奇迹般渐渐会思考、会发现、会创造。有圣者贤者、有恶者佞者，有明智忠信、有愚顽奸诈，有美如西施、有丑如嫫毋，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良莠不齐。恐怕只有一物是他们与生俱来、不会或缺的，那便是“初心”。“初心”之守持者则向善，“初心”之丧失者即沉沦，这是中国两千余年前的士人们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思考胜果。先贤先哲们的大智大慧，卓著功勋，使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险终未灭绝，而且发展成为煌煌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优秀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