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也会对今后国家往何处去做一个大局观的交待。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门顿开那一刻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的小学生，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利益和风险均已全球化，不能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处理国家的总体发展，需要有一套相对成熟稳定的政治体制概念来定义、操作和规范执政党和国家的治理。第三，就是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尽管不能期望短期内打开西方市场，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的理解和支持上仍大有可为。
中西方政党体制的交流沟通
谈罢横亘在中西方对政党体制解读的巨大隔阂，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急迫性，笔者在结尾处再略谈一下双方政党政治研究、治理实践上交流的必要性。还是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体现出愈来愈令人担忧的倾向，即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价值、目标、政策等方面的不可妥协性，其结果是两党的主导权越来越被极端声音垄断。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主政期间，共和党获得了“只会说‘不’的政党”（The Party of “No”) 的绰号。这一说法生动体现了对于奥巴马政府各项政策，无论内容如何，先反对起来再说的态度。奥巴马也不示弱，在六月初视察印第安纳州一家工厂的时候，这位民主党总统给共和党扣上了“反政府、反移民、反贸易、总之——反变革”这样一副大帽子，其挫折感溢于言表。在两党“你赞成的我就反对”这样的气氛下，出现了政府关门，最高法院法官人选难产，议员连做21个小时发言以阻挠法案通过等闹剧。 近年来，“gridlock”这一曾用来形容全面交通大堵塞的词汇，已成为形容美国政治僵局的主流词汇。六月初路透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65%的人认为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此低迷的民意，体现了广大中间派选民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和参与兴趣。美国的政治学界，此前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即“政党决定论”（the “Party Decides” Theory)。然而此次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桑德斯的异军突起，尤其是前者夺下了共和党总统提名，体现了民众对两党主流政客的厌恶。这一发展严重颠覆了“政党决定论”这个影响巨大的理论。看来，需要对政党政治概念和框架进行构建的，不仅是中国的学者们。事实面前，西方的学者也要对其自以为成熟的理论进行主要修正。 从中国的角度讲，与西方政体的根本区别，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交流、学习的可能。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西方经验有机分析和扬弃中取得的。西方体制中，对于中国政党政治最有参考价值的，恐怕是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根本大法和历史道路，固然规定了执政权隶属于单一政党，但执政权受宪法保护不意味着执政权不受监督。习近平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一把手，多次强调要补齐党内的制度短板。从严治党的根本是制度治党。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党规党纪要严于国家法律。这一提法本身就颇具中国特色。从政策上讲，反腐的长期化和中央巡视制度的常态化，都可以理解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 总之，把执政党内部建成蓬勃的民主机器，其核心是监督。西方的相关监察机制，必有可为中国所用的经验，这和高层坚持中国的根本道路并不矛盾。对他山之石的具体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就是中国的政治学者需要向政府和社会提交的一份答卷了。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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