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学教授 李吉奎
我国以孔孟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形成传统，与社会教育、道德行为、个人前途紧密结合，在独尊儒术的两千余年间，潜移默化，规范了世代国人的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的功能及其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近代以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儒士出身、笃信程朱理学、热心经世的带兵官，之所以能铲除洋不洋土不土的洪杨“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其宣之于众的口号，不是保卫大清王朝，而是保卫孔孟“圣教”。而今，孔子学院在国外开遍通都大邑，成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孔子之为用，大矣哉！事实表明，任何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人物，对于孔孟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或然或否，都是无法回避的，孙中山也不能例外。
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据他自己说，十二岁毕经业，此说似不足信，但他早年受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训练，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事革命活动，尤其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他的身边不乏饱学之士，这种环境，对加深他的国学修养，也是很有裨益的。不过，在1917年开展护法运动以前，孙中山为了从事反清、反袁，主要任务是进行组织、宣传与军事活动，奔走海内外，不遑启处，缺乏对传统文化探讨与表态的机会，他对传统文化的若干言论主要是表现在宣传上的偶尔涉及，难说有什么系统和深度，这也是环境使然。但到了他的晚年，情况则大不相同，形成了他独有的传统道德继承论；直至今日，这种理论仍足以令国人振聋发聩。
孙中山早年颇具民本思想。最早是体现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伦敦蒙难以后，1896年11月，他在复英国人翟理斯函中称，“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又称，足下昔游敝邦，潜心经史，当必能恍然于敝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至于他本人，“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驳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1]从这些当时的言论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后，反对的是满清专制体制，即使这个反满是民主革命，也与传统文化的革命无关，民本思想与儒学思想仍在他头脑中发酵。二是至1896年底为止，孙中山并未在自己的政治术语中使用“革命”二字。那么，孙中山的反满活动，从何时开始被称为“革命”呢？我查阅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发现彭泽周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一文中引录了1898年2月3日犬养致陆实信中，要求受信人关照流亡来日的孙文等人，谓“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这是日文资料中最早记载孙等为革命党的资料。同年5月11日，宫崎寅藏将《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开始连载于《九州日报》。到1899年1月24日日本神奈县知事的报告中，日本官方正式区分孙逸仙派为革命派，康有为派为改革派。[2] 可见，从这时起，孙中山的反满事业，才被外界认可为革命事业。
孙中山无疑希望将自己的反满事业合理合法化。1901年春，美国记者林奇（G. Lynch）在采访孙中山之后写到，“孙逸仙乐意地谈及他最近组织的革命活动”。1903年12月13日，他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表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甚望华侨赞助革命党。”又称，“首事革命者，如汤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称之为圣人。”孙中山指出孔子作《易经》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在讨论中，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三讨论，确定为“中国同盟会”。[3]孙中山对革命二字情有独钟。1910年2月28日，他在旧金山一次演说中，针对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不美之名称，不敢闻问，指出，“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国人数千年来惯受专制君主之制，其人民无参政权，无立法权，只有革命权’，‘中国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则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观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4]
孔学名高，但孙中山在充分利用孔子的思想为自己的事业作护符的同时，也指出孔孟天命之说为不足取。1908年9月15日，他在新加坡《中兴日报》撰文与《南洋总汇报》论战，内谓：“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哪些是不合于公理者呢，孙认为，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庶人不议”；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类似这些观点，均是不可取的，否则，就不必议政、救亡图存、革命了。[5] 孙中山从民主革命的全新视角对待孔孟学说，不但有力地抨击了保皇理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为后人区分传统儒家的菁华与糟粕树立了一个榜样。
孙中山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推翻封建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府，是他“不让当仁”的历史史命。在同盟会时期（按他自己的说法，可能更早一些），形成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他在1923年1月说到，“余之谋中国革命，斯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6]平情而论，这种说法还是符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