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废止传统文化中有悖于民主政治的一些政策法令，以期革新教化，与民更始。他在民元不仅大力宣传引进外资、技术及人才建设国家社会主义，说将来还要建设大同世界。他还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大谈建设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问题，说“我们道德上文明，外国人是万万赶不及我们的。”[7] 他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建设两个文明的思想家，当然是有感而发的。他高度评价中国的道德文明（或称心性文明、精神文明），与日后称之为我国固有的旧道德，期待恢复的主张，前后是一致的。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开展护法战争，次年失败后返沪。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孙在上海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拟制《建国方略》，其中的《孙文学说》部分，又名《心理建设》，他结合欧战，尤其是俄国革命后的世界大势，通过阐述其所创获的“知难行易”学说，总结自己的革命历程，规划下一步的革命方向。1919年6月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中称《孙文学说》一书是“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药”[8]，号召世人重视它。
从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至孙中山去世的六、七年间，这段时间，他在多个场合表述了自己的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评价，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因袭。研究孙中山思想，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孙中山所使用的“因袭”这个术语，实际上与“传承”是同义词。他在《孙文学说》里写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他当然知道《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篇什。既将革命一词与自己的事业联系起来，又接受了“维新”的概念，使自己的政治活动合情、合理、合时，即合法化，也就使革命党与传统儒学联为一体，使传统儒学在近代转型社会中成为新的载体。有位学者曾明确指出：“在西历二十年代，孙先生对‘革命’、‘改造’、‘改良’的意义认为是完全一样的”。[9] 实际上，上述同义词还应加上“维新”、“改革”两个。1917年1月1日孙氏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出《日中亲善之根本意义》一文，内谓“日本的维新乃是中国改革之先声，中国之改革乃是日本维新之效果。”[10] 革命、维新都是手段，变革中国是目的，所以，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便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孙）“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11] 基于这种认识，他的政治理论“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存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