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讲到民权时更明确指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言必称尧舜”；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就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13]为阐述自己的思想，孙中山晚年竭力从孔孟学说中寻求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在回答党内有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质疑时说，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包含了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民生’二字，为数千年已有之名词，至用之于政治经济上，则本总理始，非独中国向无斯闻，即在外国亦属罕见。”[14] 在这里，他明显体现出不是对儒学（或作孔学）否定一切的狂人。他以感恩的谦恭态度强调的是其本人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袭”，在另外一些场合，尚有异说，即叙述其“规抚”欧洲的思想学说方面。二者兼收并蓄，故有所“创获”，这才是真正的孙中山和孙中山思想（主义）。孙中山对传统儒学所持“古为今用”主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今综如下。
（一）孙中山有鉴于晚清以来国势衰弱、国人道德沦丧，主张恢复固有的旧道德，振奋民族精神，以振兴国家。民元的教育改革中，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包括改学堂为学校，废止小学读经，废止学校出身奖励等。还除旧布新改革社会劣习，废止跪拜、改变“大人”、“老爷”等称呼，以官员为“公仆”。但是国民缺乏民主训练，政府亦缺乏权威，旧的政治道德、人伦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混乱，廉耻道丧，官私方面都深感重构国民道德之必要，于是有“孔教会”、“进德会”、“昌明礼教社”等组织的出现。如前所述，孙中山还提出“道德文明”建设的问题，针对纷扰无序的政争，他还提出“党德”的重要性。然而，民国搞了几年，情况并未得到多少改善。故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明白指陈：“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为什么从前的地位有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他又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强调，“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所指的固有的旧道德，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就所谓“八德”。他说：“现在受外来文化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未使用“八德”这个通用词，但他对之作了详细的分析，肯定其价值，并对忠字的忠君改为“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他进而指出：“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智能）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候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他认为，孔子从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现在中国人便不讲究了。在道德方面要求“复古”，但决非泥古，他说要恢复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但“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习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15] 上述孙中山要求恢复旧道德的言论，似乎并未引起社会多少反响，内治也好，外修也好，对国人而言，结果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切徒然。而且，这些话都是在“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之后说的，是反对新潮流的，自然没有多少思想家去唱赞歌了。
（二）以“智仁勇”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要义。孙中山想要国家统一，便要玩枪桿子，要北伐。1921年冬，在援桂军平定广西后，孙中山率师北伐，屯兵桂林。从12月10日开始，他对滇赣粤军开讲军人精神教育，共讲了五课，即精神教育、智、仁、勇、决心。他认为这些军人都受过军人教育，但非非常军人之教育。什么是非常之教育呢？就是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此次诸君远涉桂林，渡长江而北，直捣幽燕，所为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扫除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此为今日顺天应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16] 他说，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但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这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