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原来是《论语·子罕第九》中的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于是对这三个要素分题讲述。对于智的来源，认为若由学问上致力，则能集合多数人之聪明，以为聪明，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简单说来，军人之智，是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说到仁，孙中山认为，智是辨利害的，“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针对古来说仁者不一而足，他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这博爱之仁，包括救世之仁、救人之仁与救国之仁。他还将行仁与实行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说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对“勇”字的解释，孙中山谓，“孔子有言‘勇者不惧’，可见不惧为勇之特征。”又谓“勇之种类不一，有发狂之勇，所谓‘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者也。有血气之勇，所谓‘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于市朝’者是也。有无知之勇，所谓‘奋螳臂以挡车轮’者是也。”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而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他认为，军人之勇是长技能，明生死。至“明生死”一层，人生几十年，终不免一死，是死于牗下抑死于疆埸，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
在讲到军人的“决心”时，孙中山要求考虑“成功”、“成仁”。“不成功，毋宁死，死即成仁之谓，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济则国家之灵，不济则以死继之”，成仁而死，极有伟大之价值，即此之谓。孙中山之讲军人精神教育，结合“人民革命”历程，阐发孔孟思想中对智、仁、勇的精义，不仅为国民党军队训练提供了一套理论，也为传统儒学的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找到一条出路。
（三）为国立广东大学题写校训。孙中山在1923年春第三次开府广州后，计划开办文武两间学校，事果有成，这便是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与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2月4日，孙饬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该校筹备主任。6月5日，批准邹鲁所报下期招生章程与办法。
国立广东大学创办时经费十分困难，6月7日，孙氏指示校方发起劝捐，并通令各县县长催收保证费，以维大学学款。11月11日，大学举行正式成立典礼，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各军总司令、苏联顾问鲍罗廷及日本驻穗总领事天羽英二、德国代表白仁德等与会。孙中山因忙于准备北上，未能亲自参加，派胡汉民代表在典礼上致辞，并代为宣读孙氏亲笔书写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8] 这个校训，来源于《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讲了从学习到实践的全过程，治学固然如此，修身之道同样也是此理。这是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孙中山称，“余之民族主义，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扬而广大之，且改良其缺点”[19]。此言实在不虚。当然这里讲的仅仅是治学之途，他同样看重的是治学之外，还要有正确的服务观，故1923年12月21日，他在岭南大学对学生们说：“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20] 言简意赅，百世不易。
（四）宣传“博爱”思想。“博爱”一词，前面已涉及，它来源于《孝经·三才》中“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具兼爱、泛爱之义。孙中山将解释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系起来，说“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21] 如前所述，孙中山十分看重韩愈《原道》所谓“博爱之谓仁”的说法。他一生多次为他人或公共场所题为“博爱”二字，他在1918年5月访问梅县谢良牧、逸桥昆仲时，为之题门联“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最能体现他的情怀。国民党在南京建中山陵，还在起登处竖立“博爱”牌坊，藉以彰显其思想。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二讲结束的时候说，“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个道理，等到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再去详细解释。”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他讲到“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民生为重心。他主张以和平方法而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解决问题。他认为今日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