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强国梦（5）

（五）在国际交往中，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一词，在《尚书·洪范》篇及《孟子·梁惠王》一章已见，王道、霸道，同样是儒家的政治术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先是严夷夏之防，后又主讲信修睦。但列强交侵，国无宁日，尤其是世界上等而下之的日本，明治以来，相继战胜大清国和俄罗斯，居然成为远东强权，用孙中山的话，是“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而向中国大肆扩张，竟胆敢实施其亡华政策。孙中山历来反对“以小事大”或“以大字小”，主张济溺扶倾、国际平等。他批判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晚年的孙中山，将行王反霸的原则扩展到国际关系中去，1924年11月他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大亚细亚主义”演讲，将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对听众说：“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2] 当日本政治陷入右倾狂热的时候，这种规劝也是说了白说，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点。

（六）孙中山历来重视武装斗争和宣传造势，他的宣传工作的范本是孔子的言行。孙中山从事革命，依靠笔桿子与枪桿子，他抓宣传，以唤起民众，迄晚年未尝少懈。1923年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他说，世界的文明进步，半是由于宣传，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春秋》，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夫。”[23] 他还举例，说汤武革命成功，是由于他们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之地做根本，政治搞好了，民众拥护，一经发动，连四夷都响应，便推倒了暴政。可见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功夫），武力只可用一成（功夫）。这和他经常引用的拿破仑的名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意义正复相同。

（七）孙中山晚年极力宣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他说，“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24] 他强调立党、为政均是为公不为私，仰慕三代之治，便是基于“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文化“公天下”的思想。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函中，他还全文引录了《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的一段文字，不但在国内宣传，还推向海外。《礼运》篇还仅仅是讲“大同”，但孙中山将之发展为“世界大同”和“大同主义”，说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25] 这个世界能否实现大同，无法逆料，但两千多年来中国先民的美好愿望并经孙中山反复宣传庄严华丽的境界，与今日世人所乐道的“地球村”，庶几近之。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孙中山熟悉孔孟儒学，愈老愈尊，而且，其为振兴中华民族，欲使之“驾欧美而上之”，实现伟大的强国梦，而提倡传统道德继承论，对我国固有思想的因袭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表现在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讲演中。除了带有时代色彩和增加一些新内容外，还对其所肯定的传统思想尽其所能作了改造。实事求是地说，他之昌言恢复旧道德，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他的旧道德（传统文化）继承论对当时泛滥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击。他不愿意看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流入中国，以作为低廉的推销场所。当然他也不是维护一切形式的国粹。孙中山“允执其中”，闪烁理智之光，这是孙中山思想可取之处，其为世人所记取推行者亦当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