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常常体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人只要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并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反之就会遭遇挫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不久，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1]概括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好这些原则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性任务。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用理论的眼光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既熟悉又新颖。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学术词语长期包含在我们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说新颖，是由于它又的确是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新提法、新论断。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复杂性不亚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实现国别化、民族化，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还要彰显出时代特征，使之源于群众实践且易于群众接受。故而，我们党近些年来反复要推进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探寻出今天一切理论创新成果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通过体现马克思主义三个“化”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概括思路就可以明晰地展开。“坚持马列方向、借鉴西学精华、关注现实国情、服务改革发展”这四句话能够全面且深刻地体现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精髓及其最根本的要求。
坚持马列方向，回答好向哪看齐问题
树立“看齐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一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共产党员向党中央、向党的领导核心看齐，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能长期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相应地，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也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表”与“看齐”，才不会丧失其应有的理论底色，才能保持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足以说明问题。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新思维”，在当时是打着“十月革命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苏联人民的利益”[2]旗号提出的，其推行的结果却是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苏联发生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性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原则，应当是坚持马列方向，向马克思主义看齐而不是向别的什么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齐。在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表述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表述应当被看作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套用毛泽东同志一个经典的比喻“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4]，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中国开的一个“分店”。确立这样一个“首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根、有了魂。
坚持马列方向，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所有制问题上旗帜鲜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直气壮地捍卫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理论依据。应当指出的是，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决定基本分配制度，同时也决定经济体制的性质，这三者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旦发生改变，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一定会被引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超前或落后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一方面我们要防止“左”的干扰，不能机械、僵化地把单一公有制当成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警惕右的东西即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我们争夺改革的话语权、主导权，坚决抵制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观点、错误倾向。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几轮国企改制潮，是否其间完全坚持了马列方向，笔者以为值得商榷。习近平总书记曾反问道，“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6]，在改革实践中背离马列方向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坚持马列方向，同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立场上也要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上屡屡遭受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和污名，极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抑或叫做价值标准。这个立场或标准就是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它和西方经济学为剥削辩护、为资产阶级代言是截然相对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末尾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7]。恩格斯在这里所谓的“官方科学”，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与以“普世价值”为包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尖锐焦点，就是究竟是要迷信“经济学价值中立”还是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之初考察广东时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8]，这一论述不仅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而且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群众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到具体的改革措施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上，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博取西方一些人士的欢心。
借鉴西学精华，回答好理论视野问题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曾批判过波格丹诺夫一种“左”的观点。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对于整个世界他都“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一刀切”[9]，分不清人类流传下来的文明中哪些具有阶级性、哪些不具有阶级性——波格丹诺夫们甚至不知道那些有阶级性的知识亦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0]，同时，“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于21世纪的今天，应当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前提下，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确立“借鉴西学精华”的原则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即一方面要摒弃“唯我独革”的封闭心态，另一方面要始终牢记我们借鉴的只是西方经济学中没有明显阶级性且有利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精华”部分，摆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位置。在这里，我们试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话题为例，来说明应当怎样坚持“借鉴西学精华”这一原则。
一是怎样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人认为，搞这项改革是认同西方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要树立私有产权的神话。关于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用了“两个有利于”予以概括，即“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2]。“两个有利于”的根本指向，在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公有制经济探索一条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壮大自身的发展道路，同奉新制度经济学为圭臬的一些人企图将这一改革变成一场私有化盛宴有着天壤之别。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强调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堵住了一些人打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旗号搞私有化的企图。社会主义建设史启示我们，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盲目搞“一大二公”必然会酿成“左”的历史悲剧，新制度经济学在这里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地方是使得我们要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有积极性的一面。但是，某些新制度经济学派学者观点中糟粕的一面就是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须消灭公有制，推行全面私有化，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相违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可接受和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