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数不少的观点认为，搞这项改革是拥抱西方经济学政治光谱上最右的那个供给学派，要彻底否定政府“看得见的手”之作用。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至少三次作出相反性的回答——一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次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第三次是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13]；这三次回答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西学精华”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近四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核心问题上出现偏差就一定会犯下颠覆性错误。供给学派主张简政放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现实中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参考借鉴。然而，其错误的一面是坚决否认“看得见的手”的积极意义、削减劳动者福利以讨资产阶级欢心，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简政放权不能“自由落体”没人管、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经济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接受和包含供给学派这些错误的理念。
关注现实国情，回答好理论根基问题
聚焦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认识论前提，彰显了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理风格。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理论创新”时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4]。及时发现社会问题、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科学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学“出场”“在场”，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功能性所在。问题来源于现实国情，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我们党反复强调，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制度不完善，是一种社会形态“初级阶段”毋庸讳言且必然存在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扎根于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其发展有赖于不断地解决好现实国情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近年来，在我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两个日益凸显的重大经济问题，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论阐释并提出政策建议：一是2016年初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社会贫富差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应当重点着力解决的问题[15]；二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走向理论上的成熟，立足现实国情科学地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是必经之路。
关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分为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无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反而时常为这种不平等辩护；凯恩斯主义阵营则鼓吹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范式，认为库兹涅茨曲线可以自动先升后降。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把收入分配问题归结为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7]。拉美陷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它启示我们，对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后果不可掉以轻心，从短期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会干扰到社会和谐，从中期看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会危害到政权稳定。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跟随西方经济学的指挥棒无为而治，否则就会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性。破解这一难题，一是要必须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所有制改革方向，理直气壮地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从经济制度上确保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最终实现；二是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当前改革的主攻方向，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切入点，要进一步扩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不动摇，以分配和谐来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
关于生态保护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可以向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取经。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应当重视保护环境问题的研究是嗤之以鼻的——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表示，“只有研究资本增殖的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研究生态的经济学不是经济学”[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方面不能跟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理论创新。创新的突破口之一是填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空白，即应当高度重视“公有制为主体”的生态意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显著的亲生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一种从制度上看待生态问题的“深绿”理论，区别于那种囿于研究视野特别是阶级立场而停留在“浅绿”层面的西方生态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私有制对人和自然进行着“双重剥削”，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则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建设，既要警惕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发展路径，又要认清非公有制企业盲目追求利润，相对忽视环保的弊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意义与生态意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们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的基本理论依据。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发展好公有制经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通过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来实现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认识、所认同。
服务改革发展，回答好理论指向问题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并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在于，它的“前辈”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严重脱离经济现实，所构建的理论范式已经高度乌托邦化，越发地不再对现实经济世界具有解释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板经济学”。以史为鉴，这个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赢得群众，理论本身要彻底，也要服务于经济现实。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一直在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改革开放的主导权、解释权，在学理程度上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它们所希冀成为的“主流经济学”。所以，我们党不仅应当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应当理直气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其服务改革发展的原则和定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途径——换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场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亟待出场，而且必须一直在场。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弥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出现“两个脱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