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内涵却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何谓“道统”与“治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简单来说，“道统”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也就是后来的儒家思想传统。“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传统，体现为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历代帝王庙里的一个个天子，皇皇二十四史，都勾勒出这种治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的挑战，但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属于“天下所极重”的思想。儒家思想自有其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即使是曾对“道统”比较陌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很快就明白“道统”事关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顺治皇帝曰“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皇帝更是强调“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几千年来，一个个封建王朝依据“道统”不断更迭，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继承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治统”。封建王朝的更迭是“新治统”，每个封建王朝以前朝覆亡为鉴不断改进治理之术也是一种“新治统”。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制度，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决定着传统社会的基本面，也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为顽固。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轨道上来，强大到可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道统”与“治统”的深厚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我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走了近百年。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其间艰辛与苦涩的却很少，这与我们的“道统”和“治统”不无关系。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也曾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境遇，但通过明治维新就开始向现代转型。日本能顺利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一种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丧钟后，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型。
只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终结了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