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1年苏联集团崩溃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或者哪怕是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在东欧国家变成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本身在这些国家威信扫地，然而在西欧及北美的大学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社会学教育的最重要内容，而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也继续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国家，受1968～1974年诸多事件(越南战争、法国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智利革命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右翼专制体制的垮台等)影响而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持者曾经发动了一场反扑。与20世纪70年代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及实践相伴而生的是经济困境，并让西方所谓的消费社会大吃苦头；然而这种困境并没有在左翼人士极力争取的反资本主义改革或新的社会改革中得到解决，而是通过采用体现凯恩斯思想的混合经济，一步步拆解社会国家和实行私有化政策，解除对金融资本的调节并赋予其各种特惠得到了解决。换言之，主流思想已经极大地右倾化，严厉的现代新自由主义原则代替了进步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与左翼思想的危机
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左翼思想不但未能提供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答案，反而分化成了同样持非建设性立场的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流派无视所发生的一切，并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另外一派则完全相反，“神话式地”对待所发生的变化——对执政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任何解释与理念都信以为真。于是，苏联解体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击的信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思想与文化霸权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在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此外，遭受打击的不仅是代表共产主义传统以及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政党和理论家，也包括西方的左翼人士，虽然他们从1968年起就不止一次地公开对苏联提出批评，但这丝毫没有缓和他们在20世纪末思想斗争中的艰难境地。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苏联制度的崩溃证明，根本不可能成功构建某种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不以“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为基础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显然注定会失败。由此一来，不仅依靠苏联经验主张中央指令性计划的人士，就连其他所有左翼人士(从主张谨慎调节市场的温和社会民主党人到支持工人自治及无政府主义网络组织的激进)，都被排除在了“严肃讨论”的场合之外，并被认作是无可救药的空想家。
在遭受一连串的挫折之后，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无条件投降”，并竭力融入新自由主义制度和承认新共识的逻辑。很多共产党正式停止了自己的存在，社会民主党即使延续了其存在，也更多地像是一个选举团体，而不是一个即使不主张改革资本主义，也应要求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完全另外一种政策的社会力量。
一些小的左翼团体则在纯粹的教条主义层面寻求“生路”，逐渐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火种保存者”，其全部的任务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以比较完整的形式或多或少地传递给未来几代人。最后，失去了政治支持的知识分子则转向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各种范式。他们批评马克思不够激进，并试图证明其过于依赖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不能割断与欧洲文艺复兴传统、进步思想以及科学信仰之间的联系，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里，在责备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与“资产阶级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忘记了自身的文化局限性，也忘记了自己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融合的一面。
由于马克思主义方案无论是其革命范式还是改革模式，都因其“不完备”而遭到了人们的否定，因此，应当以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基础进行更加彻底的批判、而并不要求采取什么实际行动的理论取而代之。这种立场可以让理性激进主义的要求同原则性地彻底抛弃改变社会的企图有机结合起来，安东尼奥·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一书即是该趋势的最鲜明体现。如果剔除书中的激进言辞，那么该书算是证明作为共产主义前夜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进步性的一个尝试。这两人都是欧盟的热忱支持者，都参与了欧洲宪法的制定，并且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欧洲市场一体化方针，虽然这一方针遭到了西欧大多数公民的激烈抵制。
事实上，正是这种抵制变成了苏联解体后欧洲与北美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墨西哥作家、政治运动活动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情况进行过颇具讽刺性的描写。他就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起义问题指出，这一遥远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对柏林墙的倒塌还是苏联的垮台，都一无所知，因而依然只是像以往一样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就像任何思想变革都没有发生似的。实际上，1994年萨帕塔主义者在恰帕斯的起义是一场新的全球性抵制运动启动的信号。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的大规模抗议事件是另一个转折性事件，当时，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打断了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日程。
反全球化运动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自发抵制开始具有组织形式。这类运动被人们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虽然运动参与者自己起初并不接受这一标签，而更喜欢自称为“争取社会公正全球运动”。新的大规模运动建立了广泛的民主联盟，并试图制定共同的议事日程；其后出现的是“世界社会论坛”，该论坛后来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与辩论平台；2002年又诞生了“欧洲社会论坛”；最后，也就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登台亮相的则是诸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等政党。
应该指出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且也未推动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社会论坛”在2008年之后逐渐衰落，其后则完全停止了活动；“世界社会论坛”虽然继续召集活动，但人们对它的兴趣也明显下降。各种社会运动都把精力集中于解决地区及国家任务，在法国，我们先是目睹了反对《初次就业法案》有关限制青年劳动权利的抗议活动，其后则是一次更不成功的抗议活动——反对退休金改革；在希腊和西班牙，大规模的动员活动是对两国在欧盟及世界银行压力下实施严厉经济政策的回应；在纽约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行动成为这类活动的高潮，从媒体宣传效应讲，该行动如此成功，以至于变成了全世界的抗议组织者竞相模仿的样板，尽管议事日程与纽约“占领者”毫无共同之处——不论是在要求上，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然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与1999年成功阻止世贸组织框架内决策的西雅图抗议活动不同，类似“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既未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也没有迫使掌权者改变什么。
其实，正是大规模动员的无效性才迫使活动的参与者(准确点说，是其中特定的一部分)提出，必须从抗议手段转向组织策略。于是，这里实际迫切需要的就不仅是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遗产，而且也是作为政治行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这里并非是要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去重复几百年前马克思的“咒语”，而是要形成新的议事日程，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方案。
变化的社会与阶级分析方法
现在的社会阶级结构不仅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而且同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达到鼎盛的20世纪相比，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世纪之交，发生了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的两种全球性社会发展进程。
一方面，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市民无产阶级化现象。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卷入到现代经济与工业生产当中；在欧洲发达国家，“自由职业者”代表、技术专家、知识分子、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创新阶层”代表都彻底沦为雇佣工人。另一方面，阶级结构变得愈发模糊，人们习以为常的团结合作与集体协作机制不再发挥作用。
新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远不像20世纪的工人那样紧密；企业本身的数量不断减少，劳动集体的规模变得更小，结构区分更加精细。老工业地区，无论是西欧、前苏联集团国家还是美国，都失去了相当部分的生产而将其转移到了拉丁美洲、东亚和中国；取代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是服务领域的雇员职工、教育与医疗系统的职员以及学者等；而就新的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他们又是在缺乏社会主义运动传统、不具备自由工会及左翼政党发展条件的国家形成的；不同类型雇佣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从而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工人之间的团结能有多么牢固？
换言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虽然一点也没有消除，但是，雇佣劳动领域本身却已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物化、阶级属性的丧失以及新社会分层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化并行不悖的发展进程，这不可能不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前景产生影响。
在新的形势下，惯常的组织方法、口号和政治经验即使不是完全不适用，至少也需要做深刻的调整，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指导社会革新的理论价值。陷入绝境的只是那些固守教条不愿意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历史环境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与此同时，也正是社会的变革，才让这种分析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