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国家？
一些左翼政党或者继续固守教条，或者屈从于自由主义思想，这些政党都逐渐或快速地走向了衰落。取代它们的是一个重新形成的共同行动概念——平民主义运动。
此处的悖论在于，雇佣劳动领域的成分越复杂，异质性越强，赖以建立联盟和一致行动的任务与口号就愈广泛和更具综合性。过去，在同一类工厂从事同一类劳动的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是阶级一致性的基础，阶级的一致性逐渐衍生出对建立统一工会和政治组织的需求。但这种情况正在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新的形势。围绕公共社会与经济问题建立联盟变成了不同社会力量联合的起点，这些社会力量在实际协作进程中不断加深他们的一致性。必须保持、维护或争取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及21世纪初失去或受到损害的基本社会权利，以及所有构成社会国家实际内涵的东西(免费医疗和教育、买得起的住房、公共交通、确保社会上下流动的制度等等)，就变成了他们的共同关切。换言之，如果说过去的一致性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那么现在这种一致性的进程却是“自上而下”的——从广泛的社会运动联合与联盟走向地区层面的联合与互助。此外，争取基本社会保障并非左翼政策的最终目标与唯一目的，它仍和以前一样致力于社会结构的变革。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的资本》一书中指出，有关社会国家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似乎已经消失的不平等，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不仅达到了过去的历史最高点，而且正在超越这一高点”。20世纪不平等的缩小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相反，它是在战争与革命的作用下违背这一逻辑的结果。然而，在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经济衰退的灰暗图景时，皮凯蒂却把自己局限在了温和的“处方”上，他提出的“灵丹妙药”并不是结构改革，而是巩固与革新西方延续下来的、以资本累进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扶持机制。
显然，社会国家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理解，菲律宾社会活动家蒂娜·埃布洛(Tina Ebro)提到了“改造社会的社会议事日程”问题。与此相似，俄罗斯社会学家安娜·奥契金娜也强调指出，这里所言已经不仅仅是保持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毋宁说是建立新的、受社会监督的社会与经济再生产机制的问题。
平民主义与政治
这类运动的政治组织形式通常已经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类型的集权主义政党，而像是平民主义的广泛联盟。不过，这里并不是指一些社会力量围绕一个有威望的领袖人物的偶然联合，而是指各种社会运动围绕切实改造本国与世界的共同任务而进行的联合，在传统左翼政党衰落背景下迅速崛起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与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即是如此。
如果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策是基于对传统左翼政党多年积累的经验的批判性再认识的话，那么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则从一开始就公开宣布了自己与传统左翼政党的决裂，因为后者没有能力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然而，这种决裂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放弃。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主席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坚称，他所领导的政党的斗争不应归结为传统的阶级对抗，“无论是在寡头势力与民主力量之间，还是在社会多数与特权少数之间，都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鸿沟”。
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样的表述似乎是一种“异端”，然而要知道，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成功领导革命的“异端另类”——从提出工农阶级联盟思想的列宁，到依靠农村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
其实，将无产阶级描写为渴望战胜资本主义最彻底的历史性力量的马克思，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革命性改造是产业工人及其政党的特权；而且，正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立广泛社会联盟并争取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问题在于，类似的思想几十年来或者被传统政党的官僚所忽视，或者被他们用作了与上层执政集团进行无原则的共谋的论据。与此相反，诸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或西班牙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所代表的新平民主义，目标是要在群众性社会运动平等联合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下层”联盟。
不过，构成新平民主义基础的政治联盟的彻底性、有效性、连贯性以及成功的胜算如何，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不论是运动的规模还是大众化程度本身，都不能代替政治战略，政治战略的制定不仅需要组织与宣传，而且需要精神上的付出。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一次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最终也是不可替代的。
在欧洲，逐渐兴起的左翼(某些国家也存在右翼)平民主义相当程度上是指一种新的政治现象，但在拉丁美洲以及前亚洲殖民地国家，这样的运动却已经拥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平民主义联盟是在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今天其矛头则指向了反对政治腐败和权力垄断，几十年来，无论政治“色彩”如何，传统精英一直保持着权力垄断。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平民党在2015年2月新德里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堪称一个颇具教益的范例。该党不仅获得了首都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最终取得了95％的议会席位(甚至印度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党也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它捍卫的是最贫困阶层、少数民族及宗教的利益，因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金砖国家
全球社会形势的变化与亚洲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前苏联集团国家逐渐融入世界市场，提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问题。1990～2010年的20年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先是向拉丁美洲，其后则是向东亚及中国持续转移。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是想利用更加廉价的劳动力，避免高额税收和生态环境的约束，而且完全是有意削弱中心国家的工会与工人运动。然而，上述进程的最终结果却是：不仅主要边缘国家的工业实力急剧增强，而且新兴工业大国及其精英人士的抱负不断膨胀，他们觉得需要并且有可能去改变世界秩序。由此一来，虽然解决了内部威胁问题(来自本国工人运动)，但西方资本主义却遇到了外部威胁。
这种威胁的体现即是金砖国家联盟——一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组成，南非也很快加入的集团。俄罗斯的加入让这一集团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地缘政治力量。作为该集团成员中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唯一一个“老”工业大国，同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一部分，俄罗斯实际上是不同世界之间的独特桥梁，是历史、精神、军事和生产传统的一个载体，不拥有这些传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与西方发生冲突时只能捍卫自己的利益。从相当程度上讲，这一点正是西方世界的反俄情绪在金砖国家集团变成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国际实体后急剧增强的原因。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早在与莫斯科的对抗因乌克兰危机而变成现实的几年前，西方的反俄方针就已经开始形成。问题其实不在于俄罗斯的具体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在21世纪头10年极其保守和温和；问题更不在于俄罗斯的经济路线，这种路线完全被纳入到新自由主义一般原则的框架中，而俄罗斯在世界体系重组中能够扮演的潜在角色，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