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全球对抗
对于那些试图克服对西方依赖以及边缘发展逻辑的国家来说，事件的自然发展进程让金砖国家变成了一个“引力中心”，然而，要想变成一个能够改变世界体系的集体性主体，这些国家应当自己克服内部危机并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经济的增长，以及在21世纪头10年经济增长背景下所有这些国家出现的中产阶级地位的不断巩固，证明的并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而是其矛盾的日益加剧，因为出现了诸多在现有体系框架内无法得到满足的新需求。瓦西里·科塔绍夫指出：“金砖国家中间阶层的问题非常具体，其中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要求提高社会自由度，另外一个是其代表们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的居住环境带来的，当然，国家的社会政策也在这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金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在全球层面创造了对这些国家产品与资源的巨大需求。然而，一方面，这种需求不可能在现有体系中永远保持下去，现有体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和现有消费模式潜力的枯竭；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机遇和需求。昨天还处在体系边缘的国家，今天则可能占据另外一个位置，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变化的不仅是这些国家本身，而且是其周围的世界。而指望平稳地、无冲突地发生这种变化，是没有根据的。
现代世界体系是这样一种架构，其根本性的变革依靠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政党在其国家层面的胜利未必能够实现。希腊左翼政府在其选举一个月后遇到的困难很好地说明了现代政治进程的矛盾，这种进程既是国家性的，同时又是全球性的。
一方面，希腊人合法自主地选举了政府，政府获得了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要求彻底调整经济政策和放弃欧盟强加的严厉经济措施的权利；另一方面，并非选举产生、同时也不拥有民主授权的欧盟及其金融机构代表却可以强制雅典签署一个明显有悖于绝大多数希腊人意志以及激进左翼联盟纲领的协议。政府的让步不仅激起了本国选民和激进分子的激烈批评，而且遭到了国际左翼运动的激烈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上台执政的左翼政治家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不够激进”。
当然，可以责备激进左翼联盟不够果断和缺乏明确的战略，但也不应忽视国际力量对比这一因素。很难想象希腊、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新平民主义运动在面对欧盟的寡头时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金砖国家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在西方世界找到积极而忠实的盟友，它们同样未必能够指望在与西方对抗的情况下取得绝对胜利。然而，正在形成的全球力量架构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欧洲社会的抗议运动与边缘地带正在发生的变革浪潮遥相呼应，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并开辟建立全球联盟的前景。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边缘国家(首先是金砖国家)自身的深刻变革，要想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变革的需求
马克思有关世界革命的观点今天正在获得其现实意义。这种社会变革虽然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但也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个地区内部，而是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将不同的社会力量与地域卷入到自己的漩涡当中。正在到来的变革是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仅仅创造了一种克服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代之以新的社会国家的可能？——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事件参与者自身，取决于最终出现什么样的力量结构与力量对比，以及变革的惯性会走多远。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逐渐自我毁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苏联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计划经济的成果甚至连西方分析家都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虽然这种成功因其巨大的损失与牺牲而令人无法释怀。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模式却成了一个注定没有前途的设计。在当前形势下，愈发清楚的一点是，恰恰是对该经验的批判性反思与重估(连同凯恩斯的追随者所积累的市场调节经验)，为形成新的立场和找到危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可能。
安娜·奥契金娜断言：“苏联公民未充分珍视并被政府改革者毁坏了的苏维埃社会国家正在经历二次诞生过程，这并不是要有意识地回到苏维埃制度，也不是要提出政治或社会纲领，它只是试图找到证据证明：现在政府通过改革要提供给人们享受的各种服务，作为社会权利从前就存在。对教育、保健、文化及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权利的认识，正是苏联过去的遗产。”
新的发展战略
新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已经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呈现了出来。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实现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建立新的政权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不是为了早已蜕变为政治寡头一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少数职业代表，而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公民。在经济政策方面，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部门并融合成统一的系统(不仅是经济系统，而且还有社会及制度系统)，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还需要建立战略计划与调节机制，坚定不移地努力发展面向大众需求的国内市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有计划的、以民主方式进行调节的各国经济合作来改造世界市场。最后，将社会发展变成经济扩张的手段，并通过社会政策形成需求，依然是最重要的任务。优先发展科学、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实现居住环境的人性化，为了社会而不是生态学家的利益解决生态问题，应当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
没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这些任务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因为只有进行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会产生促进而不是阻碍发展的各种机制与社会关系。这里的问题并非是用一种精英取代另一种精英，而是要对社会再生产机制本身进行彻底改造，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希望发展民主，而且有能力成为民主的主体。
从诸多渴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可能显得过于“温和”，过于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但也只有它能够动员起实现深刻社会经济改革的社会热情，推动形成希望改革并准备实施改革的广泛联盟。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永远在于其最具洞察力的追随者毫不妥协地分析现实以及彻底洞察社会关系本质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的不公正，不如去清醒地分析产生这种不公正的政权与统治结构。
2008年开始的这场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但却绝不标志着与其相伴而生的进程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这个时代应该算是“后全球化”时代。认识不到正在发生的变革的不可逆性，不明白这些变革并非最终的变革，要想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后果是不可能的。回头路是没有的，无论19世纪和20世纪的成就与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多么重要、多么富有吸引力，都不会阻碍我们向前走，我们可以依靠这些经验，也可以利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思想家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留给我们的理论知识，而在这些思想家当中，最伟大、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家依然是马克思。
（作者简介：鲍里斯·卡戈尔里茨基(Борис Кагарлицкий)，俄罗斯全球化与社会运动研究所。译者：黄登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