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您好！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对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我想了解的是，“党的组织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来是如何制度化的？又是怎么发展演变的呢？可否请专家解答一下。谢谢！
西城读者 赵正文
特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宋月红作答
从党的历史上看，党的组织生活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意义，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重要政治优势。在开展党的组织生活中，党不仅形成了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不断提高党的组织生活的质量，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认真地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生活的常态化和长效机制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严格党的组织生活。1847年，国际性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该同盟规定了民主选举、报告工作、交纳党费等制度，其中就包含有对组织生活的规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进行了探索。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之间围绕党章第一条的条文“什么人可以做党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党员是不是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列宁坚持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开展组织生活作为党员必备的条件之一，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生活的重要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自党诞生始就高度重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建设。建党初期，通过党纲和党章把党的组织生活统一规范下来，组织生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任务开展。党的二大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党“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否则，“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党领导革命胜利，前提是必须把党建设好，而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则是党建的重要基础。在党的建设中，党还把支部作为“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
此外，我们党还强调，要使党员通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训练，对党忠诚、严守纪律、保持气节，对不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和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坚决予以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一大”代表周佛海，组织观念淡薄，对过组织生活高兴就参加，不高兴就不参加，不参加事先也不请假。1924年，时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听了关于周佛海一事的汇报后指出：“是党员必须过组织生活！党员不论地位高低，都要照党章办事，非有特别事故，不准请假……不要以为周佛海是教授，就不敢批评他，他有缺点就应该批评，这不是小事情。”后来，周佛海由于罔顾党组织规定，被开除出党。
周恩来严肃地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苏区和白区两个区域，党的组织生活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中共地下党这两种有不同特点的组织生活。
革命时期，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党的领导干部同普通党员一样，是平等的，不能有任何特殊之处。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干部也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姿态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活动，过党的组织生活。在艰苦的革命岁月，毛泽东曾因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党小组会议，亲自到党小组开会的地方去请假。周恩来在红军长征过草地后的一天，曾就“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的问题询问担任党小组长的警卫员，原来是党小组看他工作忙而没有通知他。为此，他严肃地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朱德也从来是自觉参加党小组活动，而把不参加党小组活动视为搞“特殊化”，指出在我们党内只有特殊的工作，没有特殊的党员。
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组织保障。历史经验表明，党的组织生活越严格，党的政治生活就越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组织生活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根据国家建设和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其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并融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从1950年开始，在基层支部逐步明确了“三会一课”制度，同时明确基层党员负责干部兼任党课辅导员。此后，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