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次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中央全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1]综合此前相关调查、公开报道和各方面反映情况， 一些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特别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理想信念缺失、政治信仰淡薄现象，是我们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最应当聚焦并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被称为“史上最强”措施之一的是中纪委在通报对违纪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分决定时，突出强调其违反党纪的性质与事实。据媒体统计，诸如“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等表述，多次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体现了中纪委对“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严格纪法区分”“‘依纪’而不是‘依法’开展纪律审查工作”的践行。纪检工作上要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组织工作上要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更严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两大基本思路。不久前，中纪委一句新的对违纪的表述——在对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的处分通报中指出其“毫无政治信仰”，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关注。
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2]。这里的“特殊”，特就特在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组织体系，也是信仰体系，这个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共产党“有自己的完整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它要求党员相信马克思主义”[3]。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活动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谈到了信念与信仰问题。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4]作为曾经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王保安及其所代表的一批具有相同性质的党内腐败分子为何“毫无政治信仰”，以及如何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一点理论上的分析。
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的基本成因
有学者曾说，政府一旦陷入“塔西陀陷阱”中，老百姓就会成为“老不信”。与之类似，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党政领导干部也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老不信”——他们不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前途、不信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够取得成功，而沉迷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肆敛财等与共产党宗旨相违背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造就“四个铁一般”干部的要求谬以千里。笔者认为，深究这一现象的基本成因必须从内外两方面来归纳总结。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产生外部影响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这使得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对于“资本主义能否终结历史、社会主义是否大势已去”这个问题产生了思想上的疑惑，从外因方面引发信仰危机的出现——“信仰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凸显，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始终是一切争论的焦点”[5]。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正确看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使命和趋势，就会在两个历史维度上作出错误的判断——对于过去，我们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奋斗史将会被彻底否定；对于未来，向着什么样的社会理想继续前进的动力将会被彻底丧失。
精神上没有“钙”的支撑，消极腐败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从党的建设角度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赞同“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6]。苏东剧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到了巨大挫折。在那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指出：“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7]
在中国，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关键，是要吸取苏东国家后期领导人治党软弱、治国无为的教训，坚定不移地狠抓从严治党。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8]我们常说，“南方谈话”是一篇伟大的解放思想宣言书，邓小平同志铿锵有力的论断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思想，给予我们毫不动摇地信仰《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以信心、勇气和力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蓬勃生机，非但没有步苏东之后尘，反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无可辩驳地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越来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信仰重建”的基本依据。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者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在今天依然追问社会主义前景问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理想丧失的挡箭牌，恐怕越来越不合时宜，只能暴露出自己是政治上的糊涂人。
经受不住“四大考验”内在地导致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
造成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信仰缺失的内因即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思想上没能经受住“四大考验”，在一系列攸关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党的十八大报告一个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提出了我们党当前面临且必须赢得的长期、复杂、严峻的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在这四大考验中，改革开放考验和市场经济考验既是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的新问题，又是对党长期执政更具致命性的挑战。“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有一句名言：“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10]具体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丹尼尔•贝尔所言的“世俗世界”就是一些人鼓吹所谓“告别革命”“告别崇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