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能力
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是实现以“善治”为核心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其自身所具有的财政能力。一般来说，衡量政府部门财政能力高低，有两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一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力；二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权关系逐渐厘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的日常财政收支，更主要地依靠本级政府部门自行解决。为此，我们选择了以各盟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来予以综合反映，并进一步选择以各盟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分别代表上述两个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是逆向指标，即其数值越大，反映的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越低。而关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的计算公式，则分别如下：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0%
参与能力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盟市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便于论述，简称“公共部门”）从业人数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反映各盟市的参与能力。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即邀请社会保障、宏观经济、财政学、公共管理四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8名，以及16名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及内蒙古12盟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他们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计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应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七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xh是满意值，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强），满意值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而对于逆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差），满意值则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财政收支平衡能力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六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七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盟市治理能力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地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盟市治理能力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盟市之间治理能力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盟市治理能力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测评结果及各盟市今后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12盟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并依据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由高到低分别对12盟市进行了排名；再结合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12盟市治理能力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的由高到低对12盟市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盟市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分析了各盟市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根据各盟市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包头：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2盟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排在第3位，属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排名均靠前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分别位列第1、第 4和第4）。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参与能力处于下游水平（位列第11）。为此对于包头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乌海：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2盟市中位列第2，人均GDP排在第4位，属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排名均靠前的地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和参与能力（分别位列第4、第 3、第3和第4）。但进一步分析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虽然该市财政收支平衡能力排在第1位，但其财政收入增长能力排在第5位。为此对于乌海市，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和优化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呼伦贝尔：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2盟市中位列第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保障能力和参与能力（分别位列第3和第5）。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排名中等（均位列第7）。通过进一步分析财政能力下的两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财政能力排名中等主要与其财政收支平衡能力较低有关。为此对于呼伦贝尔市，制定更为科学的财政支出规划继而促进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呼和浩特：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2盟市中位列第4。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排名中等的调控能力和排名靠前的财政能力（分别位列第6和第1）。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的保障能力和参与能力较低（分别位列第9和第8）。通过进一步分析保障能力下的三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该市保障能力较低，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较低均有关（均位列第9）。为此对于呼和浩特市，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以及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鄂尔多斯：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2盟市中位列第5。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较高的调控能力和参与能力（均位列第1）。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该市保障能力和财政能力排名靠后（均位列第11）。通过进一步分析保障能力和财政能力下的五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鄂尔多斯市的保障能力偏低，与其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均偏低有关；该市财政能力偏低，主要与其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偏低有关。为此对于鄂尔多斯市，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同时通过加快发展产业、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和优化就业结构等来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水平，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