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土壤之中，体现出鲜明的古典诗学特征与诗学智慧，有着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与我国传统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理论联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文艺思想 理论资源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线，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重视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改造国人精神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综观习近平有关文艺的具体论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使习近平对于文艺的思想认识不仅有着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
汲取中华传统文论智慧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尤为重视，2014年10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在具体论述中，他谈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谈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及在重大关头所起到的“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的历史作用；谈到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一强大的凝聚力量。习近平对文化强国作用的认识与其对于作为文化重要形式的文艺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思想资源。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总是被文人们赋予诸多的任务与使命。在被认为保存着中国最早诗学观念的《尚书·尧典》中，记载着帝舜与夔论“乐”的文字，“命汝典乐”的直接目的是“教胄子”，也就是使这些身负重任的帝王或贵族子孙们通过音乐的陶染“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如此才能塑造出传统的理想人格，才能行使邦国治理的大任。这也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在发生之初，就肩负着“教育”的使命。关于这一点，孔子也过有类似的表达。孔鲤两次“趋而过庭”，孔子都分别交代了学习任务，即“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退而学诗”“退而学礼”。（《论语·季氏篇》）这一典故成为当时及后世文人们效仿的对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成为判断古代男子人格修养的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文艺是个体的人走向社会，成为“社会人”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担负着“化人”的重任，或者说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必须经过诗礼乐的熏陶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才能被上层社会所接受。
在此之后，文人们也注意到了文艺在宣泄情感、舒缓压力方面的功效，亚里士多德将文艺的这种效用称为“卡塔西斯”，即“净化”作用，而用我们东方的术语则将之称为“陶冶”。“净化”在西方语境中，既可以指创作主体，也可以指欣赏主体。而“陶冶”所针对的则主要是欣赏者，这大概是二者在东西方语境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开启了净化或陶冶的先声，让人们首次注意到了文学在育人之外，其实也关涉着创作个体的生命情感。然而这些似乎还是不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将文学的作用和地位提高到了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流传不朽的盛大事业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唐代白居易则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从写作内容上将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结合了起来，包含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关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以及对于文艺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正是由于前人对于文艺作用的以上认识，又经唐代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等思想的过渡，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最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至此关于文艺作用的看法，在我国已基本成熟和定型。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觉醒与民族解放的意识呼之欲出。与之相适应，如何发挥文艺的作用，使之为思想启蒙服务，就成为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革新之途，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艺观点，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戊戌变法主将之一梁启超在1902年所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论”。两人的政治理想与思想观念虽然不同，但在通过文学教育人民、变革社会方面却有相同之处，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文道”观在近代的赓续与发展。
习近平的文艺思想深植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土壤之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引用《论语》和《毛诗序》中的话，引用《文心雕龙》中的句子，引用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列举了黄庭坚等许多古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以及很多的古代谚语、成语、俗语等，以论证文艺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与人民的深厚情怀，文艺的创新精神，文艺如何反映生活，以及文艺的化人、育人等作用，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文化诗学特征与诗学智慧。这些充分证明，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之根、之魂与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基本理念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启迪意义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前提，我们片刻不能离开或丢掉马克思主义。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已有近百年时间。整个20世纪，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占据主体并居于指导地位的过程。事实证明，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持久活力。习近平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前言”中认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我们党的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文艺的理论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观点，作为以文字为工具的文学，自然也就成为传达思想、表现情感的重要渠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趋于成熟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后来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申说了这样一种思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所要表达的这种思想具体到现实社会中，就是“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由此来看，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框架中，被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成为判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标准和出发点。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的创作观念与创作倾向的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文艺创作“出发点”的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关系的论述，以及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关于“艺术真实”“悲剧”等问题的探讨，至八九十年代《致敏·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致保尔·恩斯特》等通信中对于典型的塑造、倾向性与真实性的关系、现实主义、艺术使命等问题的论述与分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艺创作、文艺思潮、文艺规律的思考与阐释从没有停止过，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基本体系中，虽然他们所提出的文艺见解针对的对象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别，但他们始终坚守这样一种文艺信仰，这就是始终把无产阶级的“自由”与“解放”放在首位，并希望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摇旗呐喊。
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理论联系
恩格斯曾经提出文艺创作的“倾向性”概念，他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提出了文学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和革命的无产者”的看法。接续这一文艺“倾向性”思想的指导，列宁完成了其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这一光辉著作，提出了“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通过对以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继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主张，并且认为，做好这种服务“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由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便一直成为我们判断文艺“倾向性”与文艺作品存在价值的重要标杆。新时期之后，我们党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在坚持这一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与表现，非常清楚地论述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与特征，以及社会主义文艺所载负的使命与责任。
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理论联系，如他提出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问题，这与恩格斯的文艺“倾向性”以及列宁和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相关联；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立足于“全球化”视角，多次谈到通过文艺加强各国的认同和理解的问题，这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也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关于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基本主张相吻合；而强调“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的主张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现实主义方法的创新性运用；在文学批评方面，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并提出文学批评标准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则直接是对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与发展；在探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问题时，他引用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论述以深刻阐述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习近平的文艺思想结合我国文艺的现实状况、现实问题，立足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继承前提下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关文艺问题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新实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这样讲了，也这样做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理论突破研究”（项目编号：15AZW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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