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在《噪音的历史》（Discord: the History of Noise，2014）一书中，英国学者迈克·戈德史密斯（Mike Goldsmith）认为，将噪声视为不需要的声音这一现代概念是与城市的诞生同时出现的，或者更早。噪音之所以为“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有多位成员组成的共同体，而非与世隔绝的环境。在不同语境中，它还被界定为“不是乐声的声音”，“令人排斥的声音”，“（耳朵）听到的阻碍交流的一切东西”，等等。
18世纪中期以降，伴随着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的广泛开展，机械噪声、工业噪声成为西方现代城市现实生活中永久存在的一部分。严重的噪声问题及其带来的身体不适引发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医学家、建筑学家、物理学家等诸多专业人士的共同关注，这其中就包括叔本华、狄更斯、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1872-1933）等人，噪音成为他们力图解释、批判与思考的对象。20世纪，人们开始借助科学的测量仪器来认识噪音的客观性，并发展了建筑声学来防控噪音；与之同时，关于噪音的研究依然是文化研究学界、地理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加拿大学者雷蒙德·谢弗（Raymond Schafer，1933-）提出的“声景”概念及其对各种声音的研究为噪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粗略概括，现有的研究大致形成了这几种范型：首先是贾克·阿特利（Jacques Attali，1943-），其经典之作《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1977）认为噪音是对专制政权的反抗，这种反抗并且能引发社会变革。显然，阿特利更多强调的是噪音的文化隐喻功能，而非其物质性及其现实影响。根据他的观点，对噪音的监控就是对底层的政治压迫，任何要实施噪音法令的人都是站在霸权者利益的角度。很多学者都深受其影响，包括文中将要提到的英国学者彼得·贝利（Peter Bailey）、约翰·皮克尔（John M. Picker）等人，他们都重点讨论阶级、权力与声音控制之间的关系，将对噪音的规范视为一种阶级斗争。继而，在他们的影响下，彼得·帕耶（Peter Payer）、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尼克·亚布隆（Nick Yablon）等人又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法国、美国等地方之声景做了深度研究。然后是以卡琳·拜斯特菲尔德（Karin Bijsterveld）为代表的学者。她的《机械声音：20世纪的技术、文化与公共噪音问题》（Mechanical Sou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ublic problems of no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8）开始更多地关注噪音对个人隐私、工作效率和社会交流的消极影响，并且将视线投射到那些长时间暴露在工厂与建筑工程中因而出现听力受损的底层阶级。卡琳的研究由此超越了噪音研究的阶级范式，主要探索个性与主体性在噪音反应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其研究更具客观性、科学性。第三种研究则面向大众与日常生活，各种为人所厌的噪音均可被纳入其中。以亚历山大·鲁索（Alexander Russo）为例，他研究的是作为普通大众的乘客对公交车上持续播放广播的群体反应。噪音在此是被排斥的，它体现出公众对政治权力宣传的恐惧，对商业活动日常化、常态化的厌倦。第四种，纵览古今中外，全面梳理噪音历史，如美国的加列特·吉泽尔（Garret Keizer）著《噪音书》（A Book about Noise，2014），及文章开头提到的迈克·戈德史密斯。
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而相比起西方学界，中国对噪声的批评和研究相对较晚、较弱。正如著名声学专家马大猷先生所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让中国的生产活动陷于停顿，解放以后，人们一度把“噪声当作国民经济复苏的标志而加以歌颂”，所以噪音控制问题在当时不太可能进入学界和政府关注的视野。虽然1959年之后中国声学研究所开始了噪声研究工作，但其研究仅止于实验室，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到了60年代后半期，噪音问题终于严重到引起了研究者的警觉，于是开始了对北京、重庆等地的噪声实地调查。之后，零星的研究很快因“文革”而中断，直到80年代才重新扩大噪音调查和测量的城市与地区范围。可见，对噪音的关注与时代氛围、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的研究中，有从医学角度研究工业噪音、交通噪音对公众生理健康产生的影响，有从公共空间与个体权利之冲突思考以广场舞为代表的“社会生活噪声”，如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罗小茗老师，而对家庭空间内部受到的噪声影响目前并未有太多顾及。伴随着家庭空间在当代社会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之地位上升——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汪民安的《家庭的空间政治》、《论家用电器》（2015），王晓明等撰写的《1990年代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2016）等诸多论著——笔者以为，从噪音视角审视家庭空间的私密性、家庭空间的声景之品质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城市声音景观的广场舞
“广场舞大妈遭钢珠袭击 扰民冲突何时休？”（2016年12月8日 中国江西网）
“周末清晨小区广场舞噪声扰民 七旬老人躺枪被鸡蛋砸伤”（2016年9月25日《华西都市报》）
“男子不堪噪音太大 开枪放藏獒驱散广场跳舞人群”（2013年10月11日《京华时报》）
如果可以把城镇居民简单划分成两类，抛开阶层、性别、地域、语言等重要的区分因素，我很想将其分为两大群体：第一个群体，有家人跳广场舞的居民；第二个群体，没有家人跳广场舞的居民。据澎湃新闻网“财经”频道 2016年1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报道，目前中国有2000万到3000万广场舞重度爱好者，而所有跳广场舞的人加起来大约有8000万到1亿人。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那笔者对城镇居民做这样的区分似乎也未为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