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慈善领域舆情凸显公众信任的焦虑和脆弱

舆情观察：2016年慈善领域舆情凸显公众信任的焦虑和脆弱

2016年慈善领域十大影响力舆情事件

（注：按时间顺序排列）

2016年以来，“互联网+公益”继续发展壮大。借由互联网，全民公益成为潮流，众筹、公益助农等新慈善形态的出现，使公众对慈善的关注度、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每年的5月25日甚至被定为“互联网公益日”。在肯定互联网慈善作为传统慈善筹款有益补充的同时，由于伪慈善、骗捐等影响力事件的屡屡曝光，舆论也在担心处于灰色和监管真空地带的网络互助背后的潜在风险问题。具体而言，这一年慈善领域舆情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网络民意推进慈善立法进程及规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9月1日，备受关注且承载着公众多年期待的慈善法正式实施，我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依法治善的新时代。总体而言，尽管对慈善法的“吐槽”、争议之声不少，但舆论基调仍以“点赞”为主，用“不完美的里程碑”来评价这部法律，认为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之后，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慈善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

罗尔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认为该事件将成为慈善领域继郭美美事件之后的又一标志性案例。此前，在慈善相关法律政策的推进过程中，郭美美事件均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它使得整个慈善行业开始酝酿改革。在慈善法出台的过程中，“民智”得以汇聚，“民声”得以回应，多个“版本”见证了人大立法与民意的充分互动。

如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罗尔事件这个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内的“个人求助”案例，不但折射出公众现实情感的尴尬，更沉重拷问了现行制度。当遭遇困难和不幸时，个人应如何求助？公众应如何捐款？慈善组织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企业应如何恰当地进行慈善营销？互联网社交平台如何避免成为公募的灰色地带？等等，都是这一事件带来的思考。

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国情之下，网络公益平台是少数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自救便利渠道，如何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就成为今后慈善规则与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民意关切。

二、慈善公益信息的传播呈现移动化、病毒式特征

移动社交时代，在慈善公益领域，洞悉用户媒介使用倾向的转变，充分借助移动社交的力量，有助于摆脱传统刻板的、说教式的公益信息传播方式。移动社交网络以其交互性、非强迫性、多元性、时空广泛性等特征在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动中发挥出强大的宣传功效。

8月1日，一则题为《众志成城•以善为林——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公益H5在朋友圈传播开来，可视化表达给人以视觉冲击，新媒体音画一体的方式生动而鲜活。短短几个小时便形成刷屏之势，并迎来广泛好评。类似的慈善公益新媒体事件“一次次地制造了跨地域、跨领域、跨群体的情绪共振、情感共鸣”。

基于移动互联网强大的连接能力，众筹、募捐的渠道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由红十字会和公益机构主导的慈善活动，已变成受捐者直接自主发起。在传统公益透明度、公开性饱受质疑在背景下，微信平台依托朋友圈“强连接”的转发关注，形成一种与微博陌生人“弱连接”不同的可信任关系，由于有现实关系作为保障，其带动力和影响力明显强大不少。

与此同时，“微信求助模糊了熟人和陌生人的边界”，陌生人与熟人间呈现趋同态势，即陌生人社交的熟人化与熟人社交的陌生化。移动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和信息茧房现象，使得个人的认知能力更封闭。不加甄别的复制与分享使朋友圈的信息步伐整齐划一、话语形态高度一致。

这一方面使得备受感动的慈善信息的传播以几何级的速度扩散，另一方面也会为“缺乏根据的质疑”带来病毒式传播效果。慈善的本质在于同一性，即感同身受、利害相关、命运一体。一旦发现“情况有异”，从感动到愤怒的转变就在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