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慈善领域负面事件具有敏感性，舆论监督呈现狂欢化倾向，刷屏、站队、反转频现
当前，互联网公益慈善的广泛影响力和高参与度，一方面能最大范围地激发网民的慈善情怀，另一方面也使得公众对“瑕疵”的容忍度更低。“摊派”、“逼捐”、“诈捐”、“悔捐”、“骗捐”等种种行为的曝光，均引发网民对慈善本身的质疑与抵触。
一次次的爱心众筹变成欺骗，公众的善良与信任被无底线消费。网民通过围观、爆料、转发、关注、评论、调侃、宣泄等形式，使得舆论场上的狂欢情绪汇聚成一条浩浩荡荡的评判潮流，具有了强大的扩散性、关注度和影响力。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定范围内的舆论监督能够促使慈善领域诸多暴露的问题得以加速解决，但狂欢化式的监督无疑会带来反作用。深圳罗尔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评论说，“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引发质疑后，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网民由此担心对救助行为“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
然而，网络后遗症或许已经显现：新浪调查显示，截至12月6日，有四成网民表示因受该事件影响，以后将不再转发类似的网络求助信息。将假公益、伪慈善推向神坛的是朋友圈，让它们摔下来的也是朋友圈。可谓“成也朋友圈，败也朋友圈”。
这时，致力于良性的慈善领域舆论生态构建就尤为重要：既要使网民个体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的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为慈善公益付出自己的努力；又要让投身慈善的网民不仅有精神层面的荣誉感，也应有功利层面的回馈感。
四、舆论场中公众信任的焦虑和脆弱感在慈善领域尤为凸显
信任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资源，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在以“公益性”、“利他性”为特征的慈善领域，由于慈善本身的泛道德属性，舆论场对诚信缺失的焦虑尤为明显。人们焦虑的不是善行本身，而是背后的“不信”。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仅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网络募捐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
社会信任和社会爱心往往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和个体的体验，并以此影响个体的决策。2016年，知乎女神骗捐事件、杭州废旧衣物回收桶事件、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被曝假慈善真骗钱、网络主播凉山假慈善事件、罗尔事件等，均屡屡消耗着网民的爱心和信任。
诚信和信任是慈善的通行证与保险阀，脱离这一根本的慈善事业将难以为继。社交新媒体的兴起，为公益慈善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朋友间的信任，网民也更愿意解囊相助，给求助者提供更多的信任机会。但是，也应该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平的”，透明度建设仍是公益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动力。而过程的透明，是信任最重要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