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中国31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尽管“十二五”时期，各省市如期完成了各自的目标，但由于受国内和国际形势影响，加上各省份的资源禀赋差异，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不同省份的经济转型能力体现出不同水平。如在GDP增速方面，直辖市重庆在西部地区异军突起、贵州通过主打“大数据”牌在欠发达地区展现出特殊转型路径，这些都为研究和提高经济转型能力提供了规范、科学的样本。此前，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已对全国31省份经济转型能力进行测评和排名，得出了一些省份基于人均GDP的经济转型能力划分区间。
根据此前测评结果，山西省是处于经济增长提速期的21省份之一，作为中国的煤炭大省和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省份，山西省也是近年来为数不多出现经济“断崖式下滑”的省份。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山西贯彻落实。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调速换挡和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山西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引领新常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幅推进煤炭减产量、坚决去产能，促进全国煤炭市场发生积极变化，实现全省经济稳步向好，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科技进步综合指数上升，立体化交通体系加快形成，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特别是近几年，山西全省各项工作取得了成效，经济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这些都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山西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认真落实“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统一思想行动，凝聚奋进力量，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显著进展。
另一方面，还应注意的是，一些专家和研究均指出，当前山西省经济总量性尤其是结构性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强，新旧动能转换缓慢；生态建设任务艰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贫困面仍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些领域改革滞后，发展环境有待改善。
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相互交叉，促进理论发展与现实演变的相互验证，人民论坛测评中心以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理论为指导，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分指标，对前期所构建的中国经济转型能力评价体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具体修正指标将在后文中说明）。现根据2015年山西省及11地市统计局官网、统计信息网等提供的公开统计数据，对2014年山西省11地市的经济转型能力进行了测评、排名、比较和进一步分析。我们寄希望于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对山西省11地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经验进行探索，更主要的是为各地市及山西省今后促进经济社会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与数据的选取
知识存量指数测量
智慧创造知识，知识在进入人类经济活动领域之后或者在经济活动中产生之时，会成为生产和消费的手段和对象，从而具备了资源的意义。知识存量也因此成为一个阶段内组织或经济系统对知识资源的占有总量。人类通过生活和生产不断研究世界的本原过程，产生各种形态的知识资源。任何一个经济系统都会产生一定知识资源，知识存量是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积累性质，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存量总是向着增加的方向发展。知识的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为经济学界所认同，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准确地验证以及评估知识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测度。当前，基于对不同形态的知识和知识不同侧面的认识，对于知识存量的测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考虑知识资源的效用方面，对知识存量的测度主要集中于知识资源在提高产量、质量、品种上发挥的经济效用，并以价格为主要的衡量形式；在考虑知识资源的时效性方面，主要侧重对知识投入的时序分布分析、知识存量的折旧和更新；在考虑知识资源的回报率方面，主要计算知识资源的投入产出比，或用税收增加量来测度知识资源的附加价值；在考虑知识资源的产品特征方面，主要计算知识和技术投入在产品上实现的市场价值；在考虑知识资源的原材料特征方面，主要用受教育程度、知识分子的比例和研发经费投入来衡量国家知识资源的总量；在考虑知识资源作为控制和管理要素方面，主要以拥有高级经理人才的数量、是否有成功的管理经验和体系等来衡量企业的管理类知识资源。
本次测评中，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可用性，采用了以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研究开发经费占GDP比重两个分项指标来衡量知识存量。这既考虑到劳动力本身的知识储备，同时也兼顾到研究环节中研发经费投入多少可以间接地衡量可能产生的“知识池”大小。具体的指标构成为（经标准化处理后）：
知识存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研发经费投入/GDP
其中，在计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大专以上按人均受教育16年计算；高中（含中专）按人均受教育12年计算；初中按人均受教育9年计算；小学按人均受教育6年计算；文盲人口按人均受教育1年计算。另外，鉴于关于人口受教育年限数据一般只在全国层面的人口普查时才会有系统的统计，因此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山西省11地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各受教育阶段人口数量作为计算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基础数据。
劳动生产率指数测量
劳动生产率作为一个经济效益指标，反映了劳动者生产活动和提供的劳动成果的比值关系，同时劳动生产率也作为评价一国或一产业增长潜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广泛出现在各种经济学文献中。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劳动生产率是指一个部门的收入同劳动力投入的比率，它反映每单位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收入情况，主要反映在一定劳动力投入条件下某部门的生产效率（在理论上，应坚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原则）。一个部门的相对收入越高，劳动力投入越低，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如何计算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了使各个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可比性，需要考虑各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文化程度、劳动熟练程度、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当前理论界对劳动投入使用“人•年”或“人”来计量，很少考虑使用每“元”来计算，而以“元／人•年”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则更具有可比性。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可用性，本次测评采用了部门收入与劳动力投入比的抽象概念，进而选择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衡量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衡量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具体的指标构成为：
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测量
从17世纪威廉•配第发现各国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产业结构的不同，到费雪提出三次产业分类法，再到克拉克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为经济学界所认同和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或者说转换能力也因此常被作为判断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发展经济学中，人口的产业迁移也是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并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直受到经济增长有关研究的重视。
在此前的经济转型能力测评中，我们以“产业结构变换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可得性，采用三次产业之间增加值的比值法来衡量三个产业部门之间的转换，并具体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来综合衡量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而经过后续的深入分析和论证，我们发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国家工业化以及市场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这种衡量方式是有很大适用性的，但是随着产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产业体系、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善，其适用性越来越低，其对现实经济体的描述能力也越来越有限。具体原因如下：一是在相对完善和丰富的经济体内，三次产业之间的发展在现实中更加协调、更加同步、更加均衡，因此现实中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关系的变化，可能并不能反映出产业结构的优化或者倒退，而更多只是客观经济规律下的必然变动趋势和自发演变程；二是在相对完善的经济体内，各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并不完全相同，不同地区的优势产业也很可能不同。其直观的事例就是，有些地区，因资源禀赋等条件，第一产业很可能是更加基础的产业，因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很可能恰恰说明产业结构经历了更为合理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得更加优化，而并非说明其他。
鉴于此，我们广泛征集了专家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并经过多次分析论证，决定采用以“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来反映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其中遵循逻辑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越快，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产业之间在互动发展、相互转换等方面更加具有活力，表明产业间互动、转换能力越强。所以，如果我们试图通过采取市场手段等来推动三次产业的比例以及产业结构按照既定的路径进行优化，将更加容易（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等）。具体而言，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δ代表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Xi是i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Xp是GDP的年均增长速度，Ri是i产业在GDP中的比重。i=1、2、3，即分别代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