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2016年12月11日）中指出“江河湖泊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是生态系统和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立足点，核心是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穿到河湖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全过程，促进河湖休养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
通过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我们看到治理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乃至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从而反思和重塑环境治理模式、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有投资价值的自然资本新经济体系，实现金融资本与自然资本双向协同并交融，达到多赢的结果，产生价值体系互换，使金融资本有可持续的投资回报，自然资本增长有乘数效应。
德稻编制的三亚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是中国第一张城市级的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在德稻环境金融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施涵的带领下，与中科院生态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北京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园林科学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展合作研究。它还集中了全球科学家的贡献，聚集了国际自然资本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顶级专家，包括国际生态经济协会（ISEE）创始人和首任主席、“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创始人康世坦(RobertCostanza)教授，美国自然资本公司NCS 创始人兼总裁、自然资本概念的创始人陆维生(HunterLovins)教授，联合国环境署（UNEP）首席科学家、前任欧洲环境署两届署长麦格琳(JacquelineMcGlade)教授和国际湿地公约（Ramsar）科学和技术审查委员会前组长、国际湿地监督委员会成员、资深生态学家李若云(KevinL. Erwin)教授，采用国际核算方法并结合中国实际，经过几轮反复讨论，共同探索编制了三亚市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
“治理雾霾”不能靠等风来，而要进行一场持久战、全民战。
治霾防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英国伦敦19世纪即被称为雾都，到上世纪50年代发生“伦敦烟雾事件”，催生了《清洁空气法》的出台。随后的每十年里都有新的法案针对新出现的空气污染问题；并且伦敦市城市外围建立的大型环形绿地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进一步促进了对污染的吸附和对空气的进化；美国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经历了整整27年。洛杉矶一级空气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的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下降到1989的54天，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降为0。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机构、民众运动的各种推动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在治理雾霾防霾开了三刀，拿污染工业“开刀”、拿车“开刀”、拿违法违规“开刀”，很好的表达了治霾的决心。但长久的治霾防霾我们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也将投入巨大的资金，这样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可以决策者更好地抓住下列几个关键：一是如何更好地预测判断有效缓解雾霾的政府行动（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高效使用财政资金；二是，如何判断和排除那些未来将进一步恶化雾霾的经济发展项目，这可以使用双增长分析框架来开展；三是更好地评估政府和社会资本开展的治理雾霾行动的实际效果，以便激励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行动者；四是，更加科学地向社会报告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治霾行动及其效果，争取更大的社会公信力，获得更多的社会各界支持。
这样通过编制和应用自然资本资产负债表，更好的引导公众、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精准的切断污染源，将准确的血液输入回新的经济系统和生命系统让它重新开始做功，强身健体，早日从长期的污染所带来的病痛中恢复过来。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树种在最合适的地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