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欧洲近些年遇到的问题，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在思考：欧洲是不是陷入了“伯里克利陷阱”？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雅典政治家，他领导下的雅典被说成是民主的典范。伯里克利时代一向被看作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高峰。城邦民主制是一种公民直接民主制，每一个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平等权利，不仅可以参与城邦各种事务的决策与辩论，还可以直接参加城邦管理，就是用抽签方式担任城邦公职。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口中，这种制度被说成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制度，可是实际上在伯里克利时代，它却造成了混乱和无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伯里克利陷阱”一说就表现出对雅典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起就开始了。
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雅典的制度不可取。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恰当的制度应该是一种混合制度，其中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有机结合，各种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交融互补，形成平衡。但是在西欧各国历史上，混合的力量从来没有达成平衡，理想的政治制度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近代早期，西欧要摆脱封建分裂状态，王权成为统一的力量，强势君主主宰了政治舞台，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工业革命后，贵族或其他精英集团如官僚、金融家等集体掌权，其他政治力量被排斥在外，那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时代。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所谓“民主时代”，西欧各国以及美国先后完成民主化，成为现代国家。然而，现代西方“民主制”只是一种代议制，它与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完全不同。代议制的特点是民众通过投票来选举政府，而政府一旦产生，民众就从政治决策中消失。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执掌政权，上台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直到下一次选举为止。这显然不是雅典式的民主。
为了粉饰这种体制，西方学者说这就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延续。他们认为，这种民主能体现“多数人的统治”。这样就发生了理念和现实的脱离，理念的叙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可是，普通民众却相信这种理念，他们相信民主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人民自己的统治。结果一旦他们发现西方这种民主制不能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就要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抗议、搞街头运动。当人民真的以“多数人”的名义表达愿望，却往往不符合精英的期待。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就是这种情况：政体的理论基础是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安排却是精英式的统治，这就使制度理念与制度运作之间发生了脱节。
我们先看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是否脱欧，本来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比较稳妥的方式是议会解决，通过议会的表决决定去留。这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的方案，即在精英内部进行操作。如果用这种方式，结果不一定脱欧，因为精英们一般不支持脱欧。但卡梅伦的政治判断出现了偏差，他认为用全体人民投票的方式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为这体现着“多数人的统治”，具有更大权威性。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民众是不按照精英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更没有意识到如果真像雅典那样实行全体公民投票，雅典式的混乱也可能随之而来。代议制是为了避免这一类混乱而设计的。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现代国家，城邦式的直接民主执行起来成本比较高，试图用古代的城邦民主方式来解决现代国家问题是很冒险的事。
意大利的伦奇做了同样的事。修宪这样的大事付诸公民投票，结果是意大利也掉入同样的陷阱。事实上，伦奇在议会已经失败了，但议会失败还不至于造成政治乱局；伦奇如果坚持议会解决的方法，也就是在代议制框架内解决问题，也不会立刻就把意大利抛进不确定的漩涡，民粹主义挑战也不会变得迫在眉睫。
苏格兰“脱英”也是这种情况。苏格兰已进行过两次公投，把苏格兰独立问题交付全民表决。两次公投都没有获得过半数支持，尽管在第二次公投中，双方差距其实很小。这大概让卡梅伦误以为英国的“脱欧”也过不了关，从而作出了公投决定。不过，英国的政客们没有意识到，一旦用公投的方式决定苏格兰的去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脱英”。因为第一，没有法律限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公投的次数，因此只要愿意，每隔几年就可以投一次，直至公投通过；第二，一旦哪一次公投因为偶然原因比如天气不好、超级足球赛等等导致不支持“脱英”的人大量不出门，而支持“脱英”的人仅以微小比例胜出，那么“脱英”就会成为现实；一旦苏格兰真的“脱英”，对欧洲的冲击绝不亚于英国脱欧。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就看得比较清楚，西班牙政府坚持不用公投方式决定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问题放在代议制框架内处理都可能不会脱离传统轨迹，原因是代议制从本质上说是精英政治，它可以用“多数人”的名义否决多数人。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有些政客有自己的想法，以为任何难题只要交给“人民”去解决，他就可以不负责任。近年来欧洲的种种怪相从根本上说都与此有关，作为原则的“多数人的统治”与代议制的精英运作不相吻合。
欧盟问题也同样如此。欧盟是精英的设计，按照流行理论，它是一种“进步的超越民族的国家”。可是，欧洲联合的最早设计者当初并不乏现实考虑，除了耳熟能详的法德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两个新的超级大国，以前主宰世界的西欧列强都被边缘化了，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一方面防范苏联，另一方面尽可能对美国保持独立。为此，欧洲联合是唯一的出路。如此的深谋远虑是很难说出口的，于是“超越民族的国家”就成为一个动听的说辞。可是精英们的盘算对民众来说过于深奥了，一旦他们感觉到“超越民族的国家”触犯了他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理解的利益，“回返民族国家”就成为滚滚暗流，反移民、反一体化、反精英、反欧盟的倾向就是在这股暗流中兴起的。英国脱欧是民间暗流的决堤，如果欧盟各国都举行是否“脱欧”或是否解散欧盟的公投，结果很可能不乐观。
理念与现实的分离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文化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按照理论阐释，这也是“进步”。但是，西欧一些主要大国比如英、法、德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多元文化主义后，便纷纷宣布停止执行这种政策，称其最终会导致民族国家瓦解。不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民可能因此而不认同国家，就连主流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巨大排斥力也会因此被刺激。在现实中，无数民众表达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心理，其力量之大令人咂舌。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在这个问题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描绘的一个“多元”欧洲看来还很遥远。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多种力量“混合”，又一次未能达成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