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小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榆林学院讲师；马启民，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点导师。
内容提要： 话语体系建构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确立、学术研究、关切现实和深入传播中初步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早期建构历程尽显话语的对话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词汇、知识、实践、受众等要素，对新时期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知识分子；话语体系；早期传播
标题注释：本文系马启民主持的课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学术思潮的引领作用研究”[13BKS017]的阶段性成果，刘小红主持的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2014A03]的阶段性成果。
“话语”是言语交际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话语体系建构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福柯指出，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做验证。[1](p.26)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传播中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对此。习近平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2]研究早期中国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规则和路径能为加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借鉴。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话语符号的形成
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汉语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与西方的对话体系中，于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它们都不能科学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而未能真正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与日本、苏联的对话中逐步引进了科学的、实践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确立了准确的话语表达，并随着历史的前进日益完善，形成了中国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系统。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词源上讲，日本是最重要的来源国。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广泛吸收西方文明，由于日本学者崇尚汉文，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倾向于使用汉字新词或赋予汉语旧词以新意。因此，经由日文翻译的西方文明更快速地传入中国，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大量借用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汉语词汇表达，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封建主义、阶级、阶级斗争、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劳动力、政治经济学、私有财产、农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农民、权力、政权、解放、反动、不断革命、改造、意识、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产者、无产阶级等。这些基本术语在中国广为流传，很多确立下来保留至今。但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始终保有其对话性的特征，正如巴赫金所说，话语的本质在于其对话性，不管我们的话语具有多强的对白性，实际上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回应，都与其他话语处于不同程度的对话关系中。[3](p.59)日语翻译的借用词在中国的具体对话中有些被不断地否定和创新，选用了更为准确的汉语词汇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载体。如“劳动者”原日语表达“工人”之意，后来被“工人”取代。而“劳动者”则表达“劳动的人”。由“垄断”取代了“独占”，“统治”取代“支配”，以“压迫”代替“压制”、“压抑”，以“资产者”、“资产阶级”取代了“有产者”、“有产阶级”，以“专政”取代“独裁”，以“剥削”取代“榨取”，以“觉悟”取代“自觉”，以“群众”取代“民众”与“大众”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形成过程受苏联影响很深。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始于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介绍，其后宋教仁、廖仲恺、戴季陶等都有传播，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广泛传播则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刺激了东亚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繁荣起来，研究的对象也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扩展到列宁思想。于是出现了一些新概念，要求新的语言形式与之相适应。日本学术界在对俄国革命的讨论中开始使用“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概念。[4](p.79)而中国，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繁盛起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量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加。1922年光亮翻译了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上所谓的“过渡期”》，在论述列宁、考茨基和马克思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特点时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瞿秋自在留苏回国后撰写的著作中开始系统地介绍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使用了“互辩法的唯物论”这一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由“唯物史观”话语扩展到了辩证法视域。20世纪30年代，受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唯物辩证法开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代表了全新涵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矛盾”、“对立”、“对抗”等词汇进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系统。
话语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处于言语文脉的对话体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也是在中国历史实践进程中形成的中国自己的话语符号系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符号话语系统至今依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话语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需要不断吸纳最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符号话语，打造开放融通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