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瓦解。面对无序、多元的后冷战时代，各路学术精英、政治大佬纷纷予以解读。
福山断言历史自此终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取得最后胜利，未来的世界简单却是“欢欣而和谐”的。较之于福山，他的老师亨廷顿以及游离于政、学两界的布热津斯基则老道得多。他们对后冷战世界的观点，总体是幽暗意识下的悲观叙事。布热津斯基在 《大失控》《大棋局》等书中描绘的后冷战时代，是一个混乱、恐怖、冲突及难以管控的世界。亨廷顿基于同样的心理，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中勾勒了一个文明冲突、教派对抗的可怕未来。
虽然他们的观点基于某种事实或学理支撑，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作为特定时期的叙事和研究范式，显然都太独断、太极端化，因而导致了“致命的自负”。
冷战结束后，历史既没有终结，也没有完全失控，而是进入全新的轨道，开启全新的进程——深刻而广泛的全球化。据考证，全球化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72年，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首先使用了“地球村”的概念。1985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莱维特正式提出并初步界定了全球化概念。但这一时期学者们所言及的全球化，内涵和外延都是不清晰，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达成某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随着冷战结束，一个时代终结。此时，全球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理论范式和历史叙事，开始逐渐为学界和政界广泛接受。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与现代化和资本全球扩张相伴而起。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规则、文化等因素的全球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其根本动力在于资本的扩张。资本为了逐利，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渴望冲破一切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界线，试图把整个世界连为一个统一市场。
当资本超越旧有边界在全球“开疆辟土”的时候，与资本或资本逐利冲动密切相连的，诸如技术、劳动力、信息、产品、消费模式、制度实践、文化等也随之在全球流动。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把握并描述了这一过程。他们总结道：资产阶级“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
既然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其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相一致。因此，不能把它视为后冷战时期的特有现象，更不能把它看作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现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概括，全球化的真正开端是工业革命的胜利。1492年的地理发现只是为全球化的展开提供了工具意义上的外在性条件，充其量只是全球化的序曲。而它在后冷战时代的迅猛推进，更多意味着全球化步入一个深入、全面、充分的新阶段。
全球化无疑有许多正面价值。参与其中者会收获财富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开放，以及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力量差距的红利。全球化意味着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较低廉的消费品。对于企业家来讲，它还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利的融资方式、更低廉的用工成本。
全球化还迅速增加了全球财富的总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全球11亿人脱离赤贫，甚至世界上最穷的40%的家庭，2008年至2013年间收入不减反增。对于中国人而言，全球化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分析统计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力的迅速提升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密切相关，二者在时间逻辑上高度契合。
不过，全球化也具有多面度的特征。它在实现人类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精英与草根之间财富分配的更加不均。它把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实现了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同时霸权文化、独断性制度规则、毒品、流行性疾病、军火贩卖、走私、难民、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恶意破坏等，也被迅速推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它加速了世界一体化进程，同时制造了地区的认同危机，引发了极端民族主义。它增加了文明对话的机会，却也造成了文明内部价值的失落、意义的沦丧。它呼唤全球治理机制，渴望全球秩序的制度化、规则化，却又迎来了以民粹主义为诉求的全球性反建制潮流。
看来，全球化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亨廷顿说：“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走出当下群雄四起、众声喧哗局面的方法乃是重建人类秩序，走向命运共同体。但这一目标的实现，绝不能由西方所主导。西方自由主义因为自身的弱点，已无力提供合理的全球化叙事。它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导向，对全球化时代的生命意义问题无能为力； 它的个人主义权利哲学，无法合理处理好个人与社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人类等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权利意识的过度张扬，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人与自然的紧张。而儒家也讲个人的作用，但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个人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有赖于人类不同文明的对话，有赖于对话基础上达成“重叠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意主导全球化进程，但必须对这一进程发声，有必要提供全球化的中国叙事。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