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强调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核心是基于正确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革命文化的自信，是不能忘却党今天所拥有的执政地位从哪里来。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抱有自信，实际上是回答了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前景，即“向哪里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有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曾指出，“一脉相承”或曰“一以贯之”，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接着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令人瞩目的提法“三个自信”的“接着说”。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的“四个正确”中的“文化正确”，则是对“文化自信”的进一步阐扬。95年来，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同样也是一部注重文化作用、致力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历史。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地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1]。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认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江泽民同志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组成部分，他强调，“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3]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两个巩固”重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发展好社会主义文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论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将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上升到“自信”的高度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我们党总书记职务以来多次强调文化重要性的“水到渠成”，本身就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回应时代期盼的战略眼光与高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5]。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既有传承，又各具特征的文化形态的自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问题为导向，以“文化自信”为抓手，深刻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共产党执政地位从哪里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哪里去”的深谋远虑。
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回答好中华民族从哪里来问题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新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然而，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如何看待文化继承问题，则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一下子作出正确的判断。20世纪20年代初的俄国，正处在从风雨如晦走向充满光明的历史转折点上。俄共（布）在意识形态领域所承担的，是肃清以波格丹诺夫为主要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流毒的历史重任。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对于整个世界他都“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一刀切”[6] ，分不清人类流传下来的文明中哪些具有阶级性、哪些不具有阶级性——波格丹诺夫们甚至不知道那些有阶级性的知识亦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经典作家列宁针对波格丹诺夫的极左观点，撰文《青年团的任务》告诫青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7]，同时，“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8]。1956年我国对传统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我们民族好的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9]。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为不同经济基础决定的两种相异的思想上层建筑，然而二者的关系并非“冰炭不可同炉”，在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借鉴与超越”的关系。当然，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鲜明的，一贯强调的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就使得我们正在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近年来少数极端儒学保守主义者的某些拔高之论，甚至提出的“以儒治国”“儒化中国”的错误主张划清了根本性的界限。前些年社会上出现“国学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学的原本内涵，将国学当做一个筐，把诸如裹小脚、辫子戏、乡绅等封建糟粕统统塞进这个筐里，使得“国学热”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场消费主义的集体狂欢。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学风对待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对其污名而非相反。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0]换而言之，只有坚持两分法，辩证地对待中华民族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择善而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才能凸显并传承下来，国学也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得以继续发展。
今天，我们强调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核心是基于正确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一回答包含了三个方面：
一是今天我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既有话语进行当代阐释，赋予马克思主义价值内涵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后，特别重视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2014年，总书记就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考察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等多个场合，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并指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明有益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来源。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滋养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总书记曾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练地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十八个字。以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在这一概括中，仁爱、民本、诚信是价值理念，正义、和合是治理目标，大同是社会理想。这十八个字的概括，对外可以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内能够给予今天我们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以重要启示。
二是坚定不移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正确指引“家在何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11]当前，“一国两制”这项基本国策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论是对港澳工作，还是对台工作，“一国”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人心的回归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回归，这一方面要靠祖国的繁荣与强大，另一方面也要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与民族感情的纽带，把中华大家园共同体意识培养好，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好。
三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12]。今天，我们党领导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拥有一位坚强的领导核心与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是密不可分的力量来源。“中国梦”作为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之一，一个显著的理论特征就是体现了“公约数”“同心圆”意识。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共同理想追求、价值取向，画出同心圆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这个圆的圆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圆的半径，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圆的面积，就是这个民族精神能够起到的显著功效。
坚定对革命文化的自信，回答好党的执政地位从哪里来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年多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可喜变化可谓“换了人间”。意图“谣翻中国”的某些大V受到了党纪或法律的惩处，打着“揭秘历史真相”旗号招摇过市的微博与微信公众号数量大幅减少，“历史发明家”在纸媒和网媒诋毁革命先辈、攻击党史国史军史已然付出代价。一言以蔽之，守护革命文化、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使得我国舆论环境特别是互联网舆论环境变得清朗起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指出，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届党中央“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13]。笔者认为，我国思想舆论领域“黑色地带”与“红色地带”的势力范围正在一消一长，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黑色地带”与“红色地带”攻防之战最激烈的焦点，就是“告别革命”还是“致敬革命”，取消还是守护革命文化。“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丹尼尔•贝尔有一句颇具洞见的名言——“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14]。在丹尼尔•贝尔所言的革命后的岁月里，倘若革命文化自我退却，与之相对的文化形态就必然会占领意识形态的空间。另一位“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克•德里达无不心酸地说，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最低谷时，人们抢购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弗朗西斯•福山的那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就像是战争爆发的谣传刚开始流行时，人们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一样”[15]，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纵观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革命历史、对待革命领袖，历史给予其回报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向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前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大肆否定党的历史、污蔑党的领袖，最终酿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党垮台国解体这样一场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要负面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的空前灾难。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两相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多么的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