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纪委组织部 刘文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回答了新形势下为什么从严治党、怎样从严治党等重大命题。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应结合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鲜明特征。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严肃认真的党内生活是我们党应对风险挑战、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法宝。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纠正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62年，党中央总结“大跃进”等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1980年，针对文革造成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严重破坏，十一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明确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累积了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令人震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十八届六中全会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审议通过《准则》，向全党严肃表明，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纪律严起。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纪律问题关系无产阶级事业成败。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认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946年7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苏中要地海安，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主张实施运动防御并放弃海安，主力待机歼敌；有同志认为，我军已取得宣泰、如南作战胜利，不应放弃战略要地，应与敌决战。粟裕回忆，“我远离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不敢单独决定”，一天一夜赶到300里外的华中分局。华中分局常委会郑重讨论后同意粟裕意见，遂取得“苏中七战七捷”。粟裕之“不敢”，是共产党人坚持党的领导、严守纪律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将党内这一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前，我们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这对党的事业将构成致命性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从纪律严起，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前提。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作风严起。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从严抓作风，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成效明显。一是深化了对作风的理解。态度体现觉悟，作风观照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作风好坏映射出党性强弱，抓作风就是强化党性。二是提高了对作风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作风问题在党内确实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不抓不行了”。三是明确作风建设的有效途径。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多年来一直在抓，但不少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愈演愈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的四年作风建设实践表明，党中央不以患微而不察，不以恶小而不除，集中整饬党风，为全面从严治党奠定扎实基础。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高级干部严起。首先，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整风运动的重点就是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同志讲“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讲高级干部要带头问题，积极推动中央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第二，这是汲取历史教训。1931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腐化叛变，迫使党中央大转移，恽代英、蔡和森等被杀害。1950年，时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腐化叛变，导致在台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殆尽……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高级干部出问题不乏其例，因其“高”而后果“重”，一旦出问题，危害巨大甚至会有灾难性。第三，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200多名高级干部，突出反映从高级干部严起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准则》指出，“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条例》用专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等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