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经历了侧重资本因素的“古典增长理论”、侧重技术因素的“内生增长理论”、侧重制度因素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学说，亚当•斯密则从分工的角度来说明分工深化对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意义。按照“分工理论”，分工的无限深化是现代经济增长产生的根本原因。分工的深化表面上取决于经济体市场规模的大小，背后则受到社会分化形式、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传统社会层级式分化的金字塔结构、功能泛化式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限制了分工的无限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社会，也需要逐渐转向一个网络型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化式的治理模式。
尽管学界对现代社会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众多的争论，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功过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持续提高”（即“现代经济增长现象”）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1]。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明显上升，即使是普通民众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亚当•斯密在当时就已发出这样的慨叹：“不列颠普通日工的生活享受，比印第安酋长更优裕。”[2]
正因为“现代经济增长”对现代社会如此重要，大量的研究纷纷集中在探讨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持续的问题上。中国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对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已有许多的讨论（刘世锦等，2011）。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速正面临着持续下行的沉重压力。因此，通过现代化转型的视角，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期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些参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经济增长和分工深化
虽然经济学家们对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库兹涅茨，1966），但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对数学工具的采纳和应用均需时日，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形式化分析，尤其是对各国经济增长展开规范化的模型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真正兴起。鉴于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最初经济增长理论把侧重点放在如何形成资本积累、扩大投资上，诞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855-1890年的36%提高到了1890-1927年的70%。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侧重探讨创新和技术进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以卢卡斯、罗默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不满足于上述理论模型中“制度中性”[3]的假设，侧重讨论哪些制度环境下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不断持续，由此产生了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可以看到，为了探究现代经济增长的秘密，经济学家们一路从“资本”追踪到“技术”乃至“制度”，从不同侧面深化了人们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认识。然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多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提高各种投入（资本、劳动、技术）的数量和质量以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杨小凯，1998），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可见，通过分工的视角，能够把古典增长理论关注的资本、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技术和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制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因此，分工深化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分工深化与资本、技术和制度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分工的无限深化也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分工无限深化”看作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代名词，接下来的重要问题便是：为什么分工的无限深化（即经济增长的加速）产生于现代社会而不能发生在传统社会？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实现不断的分工深化（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逐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却不能？
分工和分化：从层级式分化社会到功能式分化社会
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特征进行一些比较，会有助于探究为什么分工的无限深化难以发生在传统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5]。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指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指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6]。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深程度的社会分工。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根本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笼罩下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正如韦伯所言，在西欧传统社会中，“宗教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诠释世间的权力关系，……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均为神意所定，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的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7]。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互相之间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涂尔干论述现代社会的形成便是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破裂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由“机械团结”向着“有机团结”的转换过程（涂尔干，2000）。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诸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比如，在学术领域不能引入政治领域的规则，会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果。卢曼认为在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功能领域各自均遵循的是一种“二元符码化（binary codification）”的运行规则，如经济领域中的规则是“支付/不支付”、政治领域中是“有权/无权”、法律领域中是“合法/非法”，等等；例如经济领域中资源的分配只依照出价高低的原则（而不管权力大小）[8]。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多个领域、多个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式治理。
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人的专业意愿和努力，它也深受整个社会分化形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其次，人们专业化的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对于分工深化的限制类似于布罗代尔所描绘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对于资本主义部门扩展的禁锢[9]；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只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
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努力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或者“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一个领域的上层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从表面上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形式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式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合理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