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16年，全球极端主义形势的最主要特征体现为：在政治极端主义层面，西方世界左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势力愈发强势，不断改造着西方政治、社会形态，政治极端力量与民粹主义的当代结合，成为塑造西方政治未来图景的最不可控变量；同时，在社会极端主义层面，本土社会以保守排外为特征的极端情绪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互刺激，极端主义的恶性循环正在显现。
【关键词】极端主义 政治极端主义 社会极端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极端主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囊括了包括政治极端主义、社会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等一系列不同的运动与诉求。
政治极端主义日益主流化，在极端右翼政党方面更为突出
2016年，各种形态的政治极端主义继续发展，在国家与地区层面的竞选政治中获得愈发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甚至已经被证明具有左右政局的能力。事实上，学界与主流媒体所高度关注的代表极端右翼的“特朗普现象”与代表激进左翼的“桑德斯现象”远不仅限于美国，在2016年12月4日结束的奥地利总统大选中，典型地体现了极端右翼与激进左翼候选人的对决。与此同时，经历过两轮地区选举后，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成为事实上的最大赢家，党魁玛丽娜·勒庞闯入2017年总统选举次轮角逐似无悬念；联系到2015年已经执政的希腊左翼激进联盟，西方世界近年来极端左右翼政党不断崛起，这些过去长时间处于边缘地位的政治力量及其诉求已经进入主流政治。
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政党不断崛起与势大，并不完全意味着政治光谱左右差距的拉大，事实上，在政治极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的情况下，传统的左与右、温和与极端的界限均已经越来越模糊，一方面，极端政党吸收了主流政治的关切议题，占取了主流政党相当部分的传统支持群体；另一方面，主流政党也开始吸纳部分极端诉求，极端议题进入主流政治辩论。政治极端主义的日益主流化，在极端右翼政党方面更为突出。
首先，在2016年欧洲的数次重要国家与地区选举中可见，极端主义政党或选举人的选举口号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寻求与主流政治关切相结合。突出体现为与前几年相比，极右翼政党在继续强调极端诉求的同时，也兼顾传统意义上并不属于极端右翼，甚至右翼的议题。在传统左翼当代衰落的情况下，极端右翼通过为底层民众发声，相当程度上获取了这一部分民众的支持，2016年的情况多次证明，这是极端主义政党进入主流政治的有效途径。
在2016年12月奥地利总统大选中，来自激进左翼的当选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的支持者更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相反，来自极右翼自由党的诺贝特·霍费尔吸引了大量原属于左翼支持群体的蓝领阶层，之前5月的选举中，甚至有高达86%的工人都选择支持霍费尔。而如果将法国2016年地区选举与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较，将会发现“国民阵线”已经基本占据了大多数原属于左翼政党的支持地区，在13个大区中的两个，即北部－加来海峡－皮卡第大区和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左翼甚至退出了地区选举，形成极右翼与中右翼政党角逐的情形，这在2015年之前的选举中很难看到。
其次，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传统主流政党也开始部分地吸收极端主义诉求，一些从未进入欧洲政治讨论的极端或保守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问题等，进入了选举辩论。在2016年法国选举电视辩论中，中右翼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与“国民阵线”党魁勒庞在社会议题的保守性、移民与对伊斯兰态度上呈现极大的相似性，两位候选人都希望修改同性婚姻法，菲永更是得到了反同性婚姻运动的支持；双方在移民和伊斯兰问题上都持强硬态度，菲永希望收紧对难民的社会补助和国家医疗补助，并多次强调保护国家传统文化，否认法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这帮助他得到不少极右选民的支持。无独有偶，即使相对包容开放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也不得不在极端政党的挑战和民意压力下一改之前对移民的态度，在不久前基民盟党代会上表示德国应禁止罩袍，德国法律优于伊斯兰法，2015年的难民潮不会再重演。
因此，在政治极端主义日益主流化的背景下，当前欧洲政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传统主流左右政党在共同遏制极端政治势力方面的合流，二是极端与温和的界限日益模糊。而这两大趋势的一个重要连接点，在于民粹主义。近年来，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群体性出现，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集中爆发的体现。民众的不安心理在主流政治中找不到合理的解决路径，民粹主义依托极端民族主义及时填补了政治代言的真空地带，充分利用并煽动人们对于危机和未知的恐惧心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政治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深度结合，导致在动员方法上，迫使传统主流政党也不得不采取类似极端政党的民粹动员方式，加强对于“传统”及“爱国主义”话语的强调，“用对手的手段击败对手”。短期而言，主流政党的这种民粹式选举动员方式是有效且必要的，但在长期来看，主流政党在动员手段方面与极端政党的趋同到底是利是弊，是否会更大地刺激后者的发展、改写欧洲民主传统，尚有待观察。
各派别极端政党在2016年西方各国各层级选举中的表现充分说明，政治极端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主流政治力量。
社会右翼极端情绪已经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16年的世界极为不平静，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西方世界持续蔓延，制造了法国巴黎与尼斯、比利时布鲁塞尔、美国奥兰多、德国巴伐利亚与柏林等多地的恐怖袭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是当前反激进化和去极端化研究的核心议题，更是各国加强执法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往往被忽视的是，伴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深入，近年中东难民潮的涌入、各国在应对难民危机方面的低效，特别是恶性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持续发生，主要体现为极端保守排外，以排斥内外穆斯林群体、拒斥伊斯兰文明为显著特征的社会极端主义也在同步升温，欧洲社会生活中的极右排外情绪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2016年10月16日，巴黎街头数万人上街反对同性婚姻和穆斯林移民，希望在2017年总统大选前再次开展相关论辩。同样的极右运动也发生在德国，3月和5月，右翼极端主义者两次在柏林组织游行示威，规模均达千人，“公开宣扬仇恨，反对我们的国家，反对我们的社会，反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反对移民，也反对警察”，参与者多为新纳粹分子、流氓、所谓“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以及摩托飞车党。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当前的极端右翼组织不仅包括“白狼恐怖团”这样的新纳粹组织，还包括更加具有隐蔽性的诸如“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也称“佩吉达运动”）等社会运动。在10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等政要在德累斯顿出席德国统一26周年庆典时，遭到了在场数千右翼人士的抗议，当天抗议的人群即主要来自“佩吉达运动”。目前，“佩吉达”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形成一定规模，在不同国家组织类似的反移民活动。
可能更值得警惕的是，极端社会情绪正在酝酿产生新的基层极端政治组织。例如，在2016年3月和9月，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和社民党在三邦议会选举和柏林地方选举中遭重挫，相反，两次选举中均看到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崛起，该党在9月选举后首度进入柏林市议会，甚至还已获得德国16个联邦州中的10个州的议会议席。同时，在“佩吉达运动”中，也有不少极右翼党派“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排斥穆斯林等方式来获得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新纳粹分子的政治支持，为其在将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积累更多的政治能量和筹码。
种种事实已经证明，社会右翼极端情绪已经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社会安全角度而言，社会极端保守排外情绪的上涨根本无益于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反而落入了恐怖主义的逻辑之中；而从政治安全而言，来自欧洲本土的社会极端主义，与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相比，其威胁丝毫不低，甚至更为严重。它裹挟民意的不满而不断政治化，正在演化为一个独立的解构性力量。欧洲不能任由一个极端的恶性循环出现，因为这将在长时期内侵蚀欧洲几十年来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建设成果，甚至毁掉欧洲上百年的民主根基。
2016年2月13日，时任法国总理瓦尔斯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后称，欧洲已进入一个“超级恐怖主义时代”，而在这个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的时代中，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极端主义的影响。如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强调：恐怖主义现在并非来源于某个具体国家，其来自完全另一个空间……而要有效应对现代挑战，国际社会应协力打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伊斯兰恐惧症和新纳粹主义。这不仅是欧洲的问题，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紧迫难题，需要认真思考。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沈晓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包刚升：《极端主义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挑战》，《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
责编/周素丽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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