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靠什么养老？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不到每3个劳动人口就要养1个老人。2016年，养老金待遇上调幅度从12年来的10%下降为6.5%，这意味着劳动者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后拿到手的养老金相对变少了。身边不乏有人会讨论：“老龄化趋势这么严重，等我们老了政府有能力养吗？”尽管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养老问题的严重性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提前考虑如何养老。
当下我国已经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各地养老金面临压力等消息在网络上不断引起强烈反响，为缓解养老金压力陆续出台的延迟退休政策又引发社会新一轮争议……大众普遍焦虑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终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一方面，了解中国公众对养老生活的预期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可以为养老政策、退休政策或相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了解公众的危机感及其制度上的根源，能够及时地把握社会心态和中国公众的长期信心。
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实施，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6年10月截止，共回收有效问卷2811份，有效回收率为91.7%。调查问卷包括公众对老年生活的预期、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及对老年生活及其保障的认知、可能影响公众老年生活预期的因素、当前行为选择中的养老考虑、人口统计学变量等五个部分。
2016年公众养老预期中等偏高，总体较为乐观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主要遵循整体性、有效性、实用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原则，进一步优化了已开发的公众养老预期量表。我们通过“公众对老年生活的心理预期”以及“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对未来老年生活及保障所具有的认识”来评价公众对养老的预期态度。对于公众养老预期的影响因素，我们将通过引入多项观念变量进行测量。
公众对老年生活的心理预期包括“社会生活预期”以及“个体状态预期”两个维度。其中，“社会生活预期”主要涵盖生活丰富充实度、人际关系、婚姻爱情关系、物质生活成本、被照顾程度等方面的预期；“个体状态预期”主要涵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身体机能、相貌、生活动力、思想观念的未来预期。
在确定了公众养老预期的具体构成后，我们将公众对老年生活的心理预期分值设定在20-100分之间，60分为临界值，分数越高，代表公众的养老预期越高，对其养老预期态度越乐观。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本次调查的公众养老预期平均值为70.8（百分制），高出临界值，说明2016年公众养老预期总体较为乐观。
公众养老预期各指标得分情况
结合两个维度来看，个体状态预期（71.0）比社会生活预期（70.6）得分高，公众对于个体状态预期较为乐观。通过比较两个维度的10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三个指标分别是婚姻爱情关系（71.8）、生活动力（71.8）和思想观念（71.6）。得分最低的三个指标分别是相貌（70.4）、健康状态（70.2）和生活丰富充实度（68.4）。
通过对不同群体养老预期差异的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公众养老预期状况。结合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来看：
青年人比中年人更为乐观。结合具体年龄段来看，老年人的养老预期最高（72.4），其次是青年人（71.0），这两类群体养老预期均高于公众养老预期平均值（70.8）。中年人养老预期较低（69.7），低于公众养老预期的平均值。
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为乐观。结合婚姻状态来看，已婚人士的养老预期最高（71.6），其次是未婚人士（69.2）和其他婚姻状况（离婚/分居/丧偶）的受访者（68.2），后两类群体均低于公众养老预期平均值（70.8）。
有子女的群体比无子女更为乐观，生男孩的比生女孩的更为乐观，子女数量越多越乐观。结合子女构成来看，有子女的养老预期（71.7）比无子女的养老预期（69.1）高；有子女的群体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生男孩的养老预期（71.0）比生女孩的养老预期（70.8）高；如果生育多个子女，子女数量越多则养老预期得分越高，以生一个孩子的养老预期得分（70.9）为标准，生两个子女的得分是其1.03倍，生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得分是其1.05倍。
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为乐观。结合是否是独生子女来看，非独生子女的养老预期得分（71.7）比独生子女的养老预期（69.8）高。
乡镇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为乐观。结合日常居住地来看，乡镇村居民的养老预期得分（71.3）高于城市居民（70.8）。这可能与农村生活成本较低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日益增强有关。
月收入越高总体来看更为乐观。结合月收入状况来看，尽管月收入5001-8000的群体养老预期得分（70.4）相比2001-5000的群体（71.2）要低，但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群体养老预期得分为69.8，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群体养老预期得分为71.7。从整体来看，还是呈现月收入越高、养老预期得分越高、养老预期越乐观的分布趋势。
多因素影响公众的养老预期
在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的约束下，公众的养老预期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访者对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出台的养老政策满意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对公众的养老预期造成影响。通过将公众养老预期得分情况与各项观念变量进行关联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公众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与养老生活预期显著正相关。受访者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有信心，其养老预期越偏向乐观。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预期对个体生活状态的预期有较大影响。显然，在人们心中，老年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与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相关的个体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
公众对未来医疗制度和老年护理产业发展的乐观程度与养老生活预期显著正相关。分析发现，受访者对未来老年人护理产业发展程度的预期，对养老预期有较大影响，甚至大于对于未来医疗制度发展程度的预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口抚养比比较大。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与医院衔接程度仍有待提高，管理和护理等专业人才缺乏，老年护理产业将迎来黄金发展期。未来对于老年人护理的关注度会高于对于医疗制度的关注度，在人口抚养比比较大的今天，公众对于老年护理产业的需求将会逐渐加大。
公众对老年娱乐产业发展的乐观程度与养老生活预期显著正相关。一方面，老年人娱乐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对于经济发展繁荣的预期；另一方面，在人们看来，生活乐趣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方面。
养老福利公平性、对养老金的满意度和延迟退休政策满意度也与养老生活预期显著正相关。结合不同职业群体的养老预期满意度，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总体上呈现比较乐观的倾向，但是对于养老预期非常乐观的群体“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军人”，一般属于工作稳定性较高、养老福利待遇较好、当期收入稳定并能为养老作出储备的职业。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职业人群对于政策和福利公平性的追求不容忽视。
除了上述四个显著的特点外，调查还发现，公众对于新型养老概念以及养老模式的了解程度与养老预期显著正相关。新型养老概念一般包括医养结合、以房养老、异地养老、互助养老和智慧养老等；而新型养老模式则包括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老人公寓和护理养老机构等。公众对自身养老预期态度越积极乐观，就越愿意关注和了解新型养老概念和养老模式。同时，我们发现养老预期较低、态度较为消极的群体，在养老模式的选择上会倾向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愿意独自在家养老；而养老预期较高、态度较为积极的多选择家庭赡养及居家养老，非常乐观的群体才偏好于选择机构养老。
行为选择中的养老因素
我们曾设想，人们在就业、婚恋、移民等方面的选择是否会考虑养老因素，可能与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评价有关。我们通过回归分析进行了验证。涉及到的因素包括公众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制度、医疗制度、老年护理和老年娱乐产业的信心，以及对养老福利公平性、养老金额度、延迟退休政策的满意度等。
首先，养老福利的公平性影响着人们在就业选择中考虑养老问题的程度。在就业模型中，对养老福利不公平性的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就业时考虑养老因素的可能性就变为上一水平的1.432倍。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因职业而获取的养老福利、工作岗位的持久性等是影响老年生活预期的因素，这其中，尤以养老福利最为重要。当下养老福利方面的承诺能否在未来得到兑现落实，除了雇主的稳定性、持久性和可靠性之外，社会稳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突发事件、制度变迁等社会动荡会妨碍雇主兑现对员工的养老福利承诺。因此，为保证自己老年生活的质量，人们往往在择业时会考虑养老福利的公平性发展趋势。
其次，对经济发展、养老保障制度的信心及对养老金的满意度会影响为养老而移民的倾向。通过分析发现，公众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对未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越乐观，为养老而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对经济发展和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发展信心越低的人群，越有可能选择移民养老。选择其他国家定居并度过晚年，其吸引力主要来自于理想中国外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养老体系等因素。因此，对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化老年护理产业信心不足的人，对移民养老展现出更大的倾向性。同时，在分析模型中，公众对养老金不满意的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在移民时考虑养老因素的可能性就变为上一水平的1.756倍，即越容易为养老而移民。
此外，在婚恋和理财决策中，公众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考虑养老因素。比如，对经济发展的信心程度会影响为养老而婚恋的倾向。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公众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有信心，婚恋中考虑养老因素的可能性就越低；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有信心，老年生活有保障将不再成为公众择偶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另外，养老金不满意度影响为养老而理财的倾向。对养老金越不满意，越会为了老年生活更有保障而提前选择做一些投资理财。
提升公众养老预期的几点建议
中国自2000年整体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民政部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就达到2.12亿，占总人口15.5%。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曾预测，中国老龄人口峰值将在2025年出现，而这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产生巨大的冲击。鉴于目前人口结构倒挂的压力越来越大，空巢家庭比例迅速增加，家庭成员养护缺失，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也未完全建立起来，养老悲剧时有发生，养老福利的不公平性仍然存在……每一个涉及养老问题的话题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这一方面反映了养老焦虑情绪在全社会蔓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民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注。
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养老扶持力度。结合此次调查结果，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居家养老、家庭赡养仍是处于不同健康状态下中国公众养老方式的首选，占比超七成，政府应当重点做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要给予财政倾斜，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建设，完善服务网络，通过网点服务和上门服务等形式，提供文教娱乐、心理关爱、法律援助和安全保护等定制服务，实现服务项目增量、功能增效、范围增大和主体多元，尤其需要重点做好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考虑到老年护理产业、娱乐产业与公众养老预期息息相关，政府需要继续对养老产业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支持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鼓励社会资金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等方式兴办养老服务业。与民间资本相结合，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注重社会公平，全民共享幸福晚年。一是注重代际公平。从养老“双轨制”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再到延迟退休年龄，国家养老保险制度不断革新，但养老金制度长期未定型也是产生养老焦虑的主要因素。就延迟退休政策而言，从国家层面看，延迟退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从社会层面说，为未来的养老增强了支付能力。但这一方案造成的代际之间不公平，使得不少公众议论纷纷：为何要这一代人多付出，而之前的人享福？社保缺口即便在未来几代通过延迟退休而缓和，未来是否需要再调整退休年龄，这对未来的年轻人公平吗？
二是注重行业公平。养老福利的不公平性，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与普通职工在养老保障上的福利差别是当前社保体系受争议的焦点。在本次调查中，对于“在我国，与其他人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能享受更多的养老福利”的选项，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大同意”的受访者分别占4.5%和10.4%；回答“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分别占35.4%和25.4%。可见，多数受访者感到“双轨制”的福利差别不公平。养老金的“并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是注重地域公平、城乡公平。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养老金的不满程度存在城乡差异，生活在地市级以下的居民表示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占到24.4%，高于大城市居民3.2个百分点。对于新型养老概念和养老模式的了解程度也存在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而了解程度的高低和养老预期的乐观程度又密切相关。为此，在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众需求，把养老服务对象从东部扩展到中西部，从城镇扩展到农村，尽量采取措施减少地区和城乡差距。
基于以上三点公平需求，我们意识到，一项公共政策，只有在设计的起点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否则难以达到政策制定者预先所期望的效果。不少专家指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不能“一刀切”，必须考虑到劳动人群的地区差异、寿命差异、收入差异、职业差异等因素，延迟退休政策应当是有弹性的。同样，对于如何减小不同群体在养老福利上的不公平性，也应当考虑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而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建立公平有效的养老保险运行机制迫在眉睫。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赵紫燕；统稿：人民智库研究员黄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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