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文人以诗赋为主要形式进行自我展示以求得入仕机会已成为一种风气。这种自我展示的方式与当今的新词汇“自媒体”比较相似。受功名价值追求的驱使，唐代文人的觅举活动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态，大致而言，有陈子昂的激情、杜甫的悲情及王维的巧情等三种模式。
【关键词】唐代科举 觅举 唐诗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唐人在科举制度下的“觅举”活动是一种功利性明显的自我宣传
科举制度兴于隋，盛于唐，一直延续至清末，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选士制度。科举制度自产生之始，就因为诸多弊端而受到指责，在唐代官员中，批评科举取士制度的人就很多。唐高宗时谏官薛登有一篇《论选举疏》，其中写道：“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于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或明制才出，试遣搜场，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举；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意，未是人知之辞。”“觅举”一词道出了唐代科举制度实行之时举子们应试的特殊情形。这段话中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魏晋时期重门阀乡议而品士授官的制度消失了。这是科举制度对九品官人制的一种革命性改变，因为在九品官人制时代，门阀世族控制乡议、压抑寒门士大夫，造成了政治上的极度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举制度是一种进步。其二，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初，朝中士大夫还有相当大的权力，以至于广大举子还须奔走于他们的门下，乞求得到他们的咳唾和提携。其三，举子们“觅举”的手段是“陈诗”，即把自己的诗作呈给相关大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唐科举除试诗赋之外，还有一种“公荐”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宋代。据《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元年》：“故事，每岁知贡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抱才艺者，号曰公荐。”唐时之判卷不采用糊名制，正是为了配合这种公荐，从实际录取效果来说，公荐的影响力也许要大于考卷本身。所以唐代举子们在科场之外“觅举”的现象才那么兴盛。应该说，在唐人取科举的态度中，以诗取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释放广大有文才的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激发其入仕的欲望，又对诵经习儒传统形成了较大冲击，所以，薛登等人才会如此反对，认为这种重诗轻儒的选士制度，助长了浇薄浮虚之风，据《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一》载：“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薛登的批评其实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唐代文人以诗赋为主要形式进行自我展示以求得入仕机会已成为一种风气。这种自我展示的方式与当今的新词汇“自媒体”比较相似，首先，它符合私人化、自主化的自媒体特征，用以觅举的诗歌和赋是文人自我创作的；其次，它符合自媒体普泛化的特征，因为这是当时一种较普遍流行和能接受的传播形式；再次，它符合自媒体所固有的那种宣传展示和效益计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人在科举制度下的“觅举”活动，其实是一种功利性极明显的自我宣传活动。受功名价值追求的驱使，唐代文人的觅举活动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态，大致而言，有陈子昂的激情、杜甫悲情及王维的巧情等三种模式。
陈子昂在应举中以文自荐，并且通过自荐文为走上仕途赢得了声誉
陈子昂，字伯玉，出生于今四川射洪县，为蜀中豪富之家。据《独异志》载：陈子昂来京师长安，“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升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这则故事颇有点虚构，或许不是陈子昂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却符合陈子昂豪门公子的做派，而陈子昂到京中后，的确有过“历史抵群公”的自荐活动，而且这种行为对他科考成功是有帮助的。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昂的这种以文自荐的行为并不止于应举，他中举之后始授九品微官，而适逢武则天欲将高宗灵柩由洛阳移往长安，陈子昂不顾职卑，越职上《谏灵驾入京书》，虽非自荐诗文，但亦属自荐政能，所以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为他走上仕途赢得了声誉。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诗文自荐屡受挫折，却为其诗歌的现实主义色彩打下基础
杜甫，字子美，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35岁至45岁十年中，在长安也经历了艰苦的自荐求官活动，情形悲苦，让人感慨。杜甫出身于重儒之家，祖父叫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诗人，杜甫很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他青少年时期便接受了诗文教育，对自己的诗才也很自负。公元745年，杜甫结束了自己在齐赵等地的漫游和放荡，满怀政治热情来到京城长安求仕，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求仕生涯却充满了辛酸。他参加一次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唐时科举考试的一种，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项考试，杜甫来到长安时，正是玄宗皇帝经过近三十年执政后，走向骄奢和昏溃的时候，他声称天下已太平无事，可以将守边疆的事交给大将，将执政之事交给宰相，自己则安享清平。那年开制举以网罗天下贤才，他却将这次制举交给了李林甫主持。李林甫是唐朝的大奸相之一，嫉贤妒能，口蜜腹剑。他主持这次旨在举贤才的制科考试，竟然一个也没有录取，而报给唐玄宗的理由是“野无遗贤”。杜甫参加了这次制科，也不幸成了李林甫的牺牲品。
制科考试落榜之后，杜甫便开始了诗文自荐的“自媒体”展示。首先他直接向皇帝献赋。在杜甫心中，玄宗皇帝是十分重才的明君，他相信以自己的才华能打动皇帝，自取功名。所以，当唐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时，杜甫竭尽所能，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唐玄宗看后也很赞赏，让他到集贤院去，命宰相再考试他的文章。杜甫非常兴奋，他得意地写道：“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可是唐玄宗让杜甫待诏集贤院，其实也是装模作样，并未认真，所以他将杜甫打发到集贤院后，便没有了下文，杜甫向皇帝献赋也无果而终。其次，他又以诗文为手段，干谒王公大臣。杜甫在长安时期的生活比较艰苦，他自己陈述当时的处境是“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为摆脱困窘，杜甫选择了干谒之路，屡屡向朝中王公大臣诉苦求荐，如“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之类的话语，在那些干谒诗中时常出现。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杜甫多年间还是一无所获，处境越来越糟，他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境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是怎样的一种悲情啊，杜甫远大的理想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成了泡影，他用悲辛给自己的人生染上了永远的底色。
杜甫长安十年求仕尝尽了艰辛，虽然没有成就他的政治功名，但强化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也赋予了他的诗歌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所以，杜甫长安十年间，除了部分与官场权贵交往的唱和诗和干谒诗，还有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为他的诗史之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维以诗自荐的“觅举”行为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王维，字摩诘。他虽然生长于一个重佛的家庭，但像多数文人一样，他对仕途也充满了热情。王维多才多艺，诗歌、音乐、绘画都有极高的才华。青少年时期所写的诗歌就在长安一带流传，有些甚至还传到了宫中。他到长安应举时，以音乐才能深受岐王的赏识，但音乐才能无法让他赢得功名，所以岐王为王维设计了一个极巧妙的以诗自荐的办法。据《集异记》载，那天，王维带了自选的十几首诗以及自度的琵琶曲，扮成乐师随岐王一起见了当时影响力极大的玉真公主。王维先为公主弹奏琵琶，得到了赞扬。随即又将所带之诗呈上，公主读到了一首早传到宫中的诗，“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所为乎？’”于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举荐王维应举。据王维史传，王维于次年中第，年仅十九岁。
如果《集异记》所载属实，那么王维以诗自荐的“觅举”行为应该是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登科后的王维，诗歌、音乐、绘画才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成了唐代史诗上的诗佛，尤其将诗歌与音乐、绘画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如《送元二使安西》中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被谱为“阳关三叠”，而诗画一体的艺术更影响了千年的画坛和诗坛。
唐人“觅举”的重点是以诗文自荐，成就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人群体
唐人的“觅举”活动很频繁，陈子昂的激情、杜甫的苦情、王维的巧情，实则代表了唐人在应举求仕道路上以诗文自荐的几种具有文人特色的形式。从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构成来看，唐代文人的这种以“自媒体”方式自荐诗才的方式的确有些超乎传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君子品质。所以，文人在入仕道路上通常有两种常见形态，其一曰安贫乐道的自在；其二曰怀才不遇的悲叹，而这种以激进的方式自荐其才，实属露才扬己的非君子行为，所以中唐人杨绾在《条奏贡举疏》中说：“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宣胜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应该说，杨绾的观点，其实代表着科举制度实行之初，人才观念和求仕观念转变时期的部分思想。唐代科举制度实行之前的荐举制，门阀世族控制着乡议，拥有品议人物的特权，其实那种制度下的干谒也是存在的，只是依循着某种道德要求，合理有节，并且不以逞诗赋之才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且由于出身的不平等，普通士人根本没有机会和渠道展示其才。所以，在那种制度下，安贫乐道似乎才是怀才不遇者的心理安抚，亦或也是门阀世族眼中的君子本份。如陶渊明在其《感士不遇赋》中所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作为诗才极高的诗人，陶渊明在门阀时也有着极强的不遇之感，但排遣不遇之悲的方式则“固穷”，“不累己”，以不“轩冕”为荣，也不以“缊袍”为耻。宁愿长受孤独，决不自卖于“朝市”。所以，怀才不遇的隐者在古代也成为了一种士人风流。
不可否认，“觅举”过程中的干谒总少不了个性的压抑和人性扭曲。正因为如此，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导致文人为求仕而干谒的丑态百出。唐人的热衷于“觅举”和对“觅举”活动的严厉指责，都是科举实行之始的实观实际。作为人才选拔的转折期，反对“觅举”的人认为唐代科举所产生的最大的弊端是“露才扬己”，而从中国士大夫心态发展的历程来看，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唐人进取精神和入世态度最可贵和可爱之处。因为与后世的干谒相比，唐人“觅举”活动中的重点是以诗文自荐，以自媒体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才能和理想，与后世“干谒”中的那种严重的人性压抑和人格扭曲有着根本的不同。特别是初盛唐时的诗人们，用诗文自荐，凸显了个性，张扬了自我，成就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人群体。唐人的魅力似乎正在于那种以诗文自负的“露才扬己”上。“觅举”的自媒体行为虽然不是人人都有效，但却能激发人们的进取热情。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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