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西方，不仅选举政治与民主与否无关，而且某个政党（或个人）是否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他们谋取了福祉，也都与民主与否无关，当然更与票决的多少无关。相反，政党恰恰是利用民主的方式使自己成了超出民众及其“公意”的利益集团，所以即使完全按照民主的制度和程序，选举政治也不能保证只做好事不干坏事。比如，昔日魏玛共和国以典型的民主形式成就了希特勒，而且他很可能是西方国家有史以来选举得票率最高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则可以肯定今后也不会被超过。
简括地说，民主选举本身与民主的矛盾，就在于用民主的形式排挤了民主的内容。这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假装权力是法律赋予的，二是用选票来替代公意。其实，再好的法律也是人制定的，所以依法执政不能掩盖权力并不来自法律这个事实。至于选举，恰恰可以用各种表演来及时获取选票，因为表面上的每人一票正掩盖了信息的不对称，而投票也并不等于真实的意愿，甚至形同儿戏，最典型的实例就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一出来就有大批人反悔，要求重新投票。且不说票决并不等于理智的结果，仅就实际控制的权力来讲，选举拼的是金钱。尤其在美国，支撑总统候选人的资金至少有一半是由极少数富人提供的，而且他们与相关候选人在私人、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主选举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因，在于代议制本身并没有代表的性质，因为这种选举和被选举关系的契约（更准确地说是交易）特性和功能使得其政权（以及政党和政治势力）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代表人民。代议制的机构（议会、内阁等）谁也不代表，只是用公民（严格地说是选民）让渡出来的那一部分权利进行权力运作，其代理的性质不过是权力机构与公民（或选民）的政治交易。代议制在选举过程中也有其“代表”，但那只是组织性和程序性的规则安排，所以不管选举的方式如何（比如直接、间接、比例、地区等），代表和选民之间仍是一种权利让渡和交易的关系，选举结束后，这个关系的双方就分别由权力机构与公民来承载。
民主选举可以监督政党政治吗？
要保证政党政治的公正和活力，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除了多党的相互竞争，民主选举也被看作监督的重要形式和力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从逻辑上讲，由于不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和功能，西方民主选举本来就是少数人自己的游戏，不仅不能监督政党政治，而且已经或正在导致当选执政的明星化、工具化、符号化甚至弱智化。
现行的民主理论把权力的执掌作为一种契约，因此契约的交易性质使得选举出来的政权机构并不代表选民，更不代表全民。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政权是独立的、外在于个别政党的。换句话说，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权力不仅外在于政党，而且还是悬置的，所以多党制所保证的第一目标是争得权力，而治国理政的各项任务或功能不过是随着政党的权力竞争顺带完成的。即使是那些明显需要尽快处理或解决的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议会（国会、内阁）仍然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同意，更不会团结一致去进行相应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减少浪费的工具理性难以实现，而且根据代议制竞争所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并不表明政党政治以及政党制度的民主性质，相反，它们也可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的。美国明尼苏达州前州长杰西·文图拉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阴谋》，为的就是揭示所谓民主政治所隐藏的不民主规律，并且认为美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两党独裁”，选举对此根本没有监督作用和约束能力。
事实上，指望民主选举来监督政党政治是一种因果倒置的逻辑，因为民主选举本身就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也是为政党政治服务的。一方面，“人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划分，而且根据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其划分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和变化的；另一方面，真实的公民权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权利，而不是法律权利，所以更不存在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不仅选民无法构成具有统一性或同质性的监督主体，政党竞争也使得代理人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相反，选民和被选人共同造成了迎合世俗、讨好选民、蛊惑舆论、做秀表演以及空头支票等民主选举的常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作为典型实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不仅容易产生政治理念的不真实和政治主张的不诚实，而且相应的竞选游戏还直接导致了政治领袖的明星化和执政能力的弱智化以及对人民利益的不负责任，包括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街头抗议、弹劾总统、全民公投、提前大选，甚至下台算账等做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