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辩论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
来源：政见CN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