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增长空间受限，而原材料、能源价格却不断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如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降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国实体经济“高成本”问题的六大主因
一是制造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负成本较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企业在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时所需付出的成本，如各种收费、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红顶中介”给企业增加的交易成本等。另外，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达17%，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较重，减负存在空间。由于政府财政刚性支出过高，通过传递效应，导致我国实体经济的高税负。
二是企业用人成本提高。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提高了招工和人才培养成本。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是导致用人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据测算，近十年来，我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2.5%左右，而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却高达11%左右，而且两者仍然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物价水平的上升，也使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对工资有了更高的期待。
三是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负债较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仍然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民营金融机构相对较少，这与我国目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资本结构错配格局。我国银行的贷款更多的是短期性贷款，无法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科技研发创新等长期性资本投入活动形成有效匹配。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导致利率水平偏高，使企业将大部分成本和精力放在融资上面。
四是我国实体经济的能源原材料成本过高。当前，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电力价格无法充分反映我国市场供需的变化特征，也无法充分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我国的汽油、柴油等终端能源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税收。而导致税收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功能界定不清晰，能源定价机制未能实现市场化，政府的监管机制不充分，同时，能源的国有垄断地位也一直未能被打破。受制于能源价格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机制不完善、国企垄断经营的叠加效应，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成本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
五是我国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偏高。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的利益驱使下，在产业布局引导方面往往不根据当地的资源要素禀赋进行安排，而是过度以经济规模扩张为目标，通过一些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盲目招引大项目。在地方政府的这种盲目政绩观驱使下，各地物流产业的恶性竞争加剧，形成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实体经济与物流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物流市场自身存在分割现象，增加了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
六是我国用地成本偏高。我国地方特有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导致了我国用地成本偏高。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制度作用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抬高土地价格来获取财政收入，从而形成了目前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催动下，不仅会直接抬高工业用地价格，也会抬高商业用地以及住宅用地的价格，从而间接增加了劳动者的生活居住成本，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我国实体经济实施“降成本”战略的七大对策
第一，实施市场化改革，优化政府权力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WTO规则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中央政府推行以简政放权和制定行政权力负面清单为主的制度性改革措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逐步降低我国实体经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科学划分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取消下放不合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加强制度建设和优化法律体系。各级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将简政放权与制定行政权力负面清单等政策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税制改革，改善实体经济结构，降低企业税负水平。目前，我国已逐步推行“营改增”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来降低企业税负，减少重复性征税现象，规范征税项目标准。然而，“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的减税效应相对较小，为了强化结构性减税力度，增强出口企业的优势，应制定实施定向减税政策。从长远来看，构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宜的政策，实现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应以“大市场、小政府”为发展原则，减少政府行政支出规模，降低各级政府对税收收入的依赖，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税负水平。
第三，调整社保政策，优化用人结构，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通过调整“五险一金”等社保制度，优化实体经济的用工结构，降低用人成本，提高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重塑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新优势。从近期来看，阶段性的“五险一金”调整加大了养老保险等费率，降低了工伤、生育等费率。从长远来看，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策略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发挥了市场的灵活性，弥补了用人成本增加导致成本持续上涨的劣势，最终能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双赢。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融资结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金融体制的改革，应将改革的重心落在消除银行短期信贷倾向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长线投资之间的不匹配性。应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导向，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扶持力度，致力于构建与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长线贷款需求相适应的新型金融体系，从更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要改变银行业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拓展银行盈利渠道，使得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五，加速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的能耗成本。进一步落实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政策，进一步明确能源价格的形成机制，推动能源价格与市场供求相符合，促进能源价格透明化。加大电力、石油等能源企业的改革，通过引入合理的市场竞争，逐步破除能源生产经营体系中的国企垄断约束，让“无形的手”充分调节能源价格。能源价格可根据动态的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切实降低能源的生产和经营成本，从而使我国企业发展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也得到降低。
第六，破除地方物流产业的无序竞争机制，构建物流产业链跨区域跨行业整合，降低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要从根本上破除地方物流产业的无序竞争机制，就要扭转地方政府的唯GDP政绩观，引导或倒逼地方政府严格按照地方产业集聚发展的客观实际来布局物流产业。通过物流业态的有序布局，扭转物流市场分割的局面，优化地方物流资源配置，加强物流企业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联系，提升物流服务效率，从而降低物流成本。规范物流市场的补贴政策，杜绝物流产业中的恶性竞争与过度补贴现象。
第七，消除我国特有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着力削减用地成本。对于我国具有出口优势但近年来发展不够景气的制造行业、亟需转型的传统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行业，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应在工业用地方面给予更多、更有力的优惠政策，以缓解我国地方工业经济发展的压力。同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拓宽政府公共服务渠道和财政渠道，从本质上扭转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从而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在土地价格方面的诱推机制，消除土地价格上涨的内生性，切实降低企业成本。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①张航燕：《实体经济“降成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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