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思潮，皆非无源之水，必有其思想依据和现实考量。或受生计所迫，或为利益左右，或被信仰驱动。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民粹主义最早发源于19世纪中后叶的欧美国家，代表着底层民众对土地权的渴望，对社会权利的诉求，它坚持平民立场，反对权威，反对精英，仇官仇富，言论和行为的非理性特征明显。它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现代意识的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变迁的加速，民粹主义的发展强势抬升。虽然人们大多认为民粹主义“没有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只是一种立场、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①但看它自20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掀起的阵阵波澜，人们已经无法否认它已成功跻身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新兴政治思潮的行列。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张力是各国民粹主义思潮变迁的内在诱因
民粹主义虽是现代性展开的必然产物，但其自身却蕴含着深刻的反现代性倾向。随着普选制度的普及与深化，当代西方各国的政府、政治越来越受制于选举，受制于民意，受制于舆论。曾经的政治精英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画面已今非昔比。对于民众，精英由引领转向追随。为了拥有选民，决胜选举，精英们由往日的登高远眺、指点江山，逐渐转向揣摩民意、亦步亦趋。结果是：政府、议会与政治家们难以有大的作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无法独立做出重大决策。哪怕只是小幅削减福利、提高税收、拉低赤字、延迟退休，都要瞻前顾后，百般谨慎，更何况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采取较大举措。谁又能想到，民主制度的深化发展反而为民粹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和契机。
自2012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坛右倾化现象普遍。一些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于现行政治的不满，打着人民至上的口号，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民粹化现象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世界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激进和暴力的方式表达内心不满和利益诉求，而非诉诸于已有的制度渠道。总体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张力是各国民粹主义思潮变迁的内在直接诱因，政府决策失误与政治公信力不足是外在刺激性因素。“社会分化历来是民粹主义的土壤。”②在经济全球化和多波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当今世界各国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中下层不满情绪增长，这也就使得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中国民粹主义兴起是多个现实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民粹主义的情感与观念由来已久，但一直未上升成为影响力较大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在列强环伺、救亡图存的近代，抵御外敌、誓死抗争的时代使命是由民族主义完成的，精英与民众的政治诉求基本方向一致。但改革开放后，事情发生了变化，由于以下一些现实动因的出现，当代民粹主义逐渐兴起。
贫富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同时也应看到，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扩大。特别是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暴力拆迁等问题的出现，再加之法治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存在，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的民众把怨气撒在了政府身上，仇官情绪由此产生。而率先于改革开放中崛起、获得第一桶金的富人群体，也倍受民众质疑。部分富人一夜暴富、挥金如土、处事张扬，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民粹主义的情绪，仇富心理自然引发。可以说，民粹主义作为社会弱者的情绪表达，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愿望与诉求，但是一旦当平等、公正与权利等价值追求无法在现实既定的体制和机制中获取，它立即就会转变成对现行秩序和体制的怀疑、敌视和仇恨。
公民意识启蒙也是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公民意识启蒙、民主观念培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深化，教育水平提升，国际视野扩展，社会流动加快，民众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平等意识显著提高。然而社会现实与政治理想之间的距离与断裂，使得一些变革的愿望以民粹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职责，但实际情况却是，有的官员盛气凌人，高高在上 ；有的官员贪赃枉法，弄权争利，这种官民矛盾也是刺激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因此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存在往往与社会中下层群体存在的不满情绪相关联。
互联网催生了以网络为平台和媒介的新型民粹主义。互联网是中国民粹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它的普及使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被一下子推进了信息社会与自媒体时代。借助博客、微博和微信，人们开始对涉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权力、权利等公共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施加影响；政府决策、领导风范、社会风气、公民行为等迅速成为饭后谈资、热议话题。互联网独有的信息共享化、权力扁平化、媒体私人化，让初涉网络的网民们迅速成长。当然，随着网络政治参与的日益深入、扩展，缺陷与不足随之显露。传统民粹主义受沟通渠道、传播方式的限制，其影响相对有限。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极大地改变了民粹主义的运行规律，从而催生了一种以网络为平台和媒介的新型民粹主义。在传统政治文化生态中，当中下层民众受到不平等待遇时，他们的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往往要借助知识精英阶层的代言方能表达。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与普及，直接开启一个平民参与政治的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削平了大众传媒的门槛，传统的话语权威遭遇冲击。从此，民众维护自身的利益无须再借助知识精英之口，投身网络即可直抒胸臆。及时、廉价、开放、便利，成为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这也使得互联网成为民粹思潮最为活跃、民粹色彩最为浓郁的领域。
媒体话语权的变迁，扭转了精英与民众的力量对比，使民众在互联网上唱起了主角。近代以来的政治话语正是在精英的诠释、争持与论战中变迁发展，相应地，民众思想的启蒙也以传统媒体为中心向外围放射、拓展和传播。但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政治话语的传播结构，扭转了精英与民众的力量对比。原本处于政治话语权外围和边缘地带的民众，在互联网上唱起了主角。官员、专家和富豪们相比普遍网民似乎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影响和更多的话语权，但在网络上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弱者。各色知识分子还在一如既往地发言，却被淹没在迅猛涌起的民意与舆论中。民粹主义者“借助直觉正义和怨恨，能够很快地将旁观者动员起来，而且矛头对准了体制以及为其辩护的专家，支持他们的专家则赢得一片‘赞’，容不得质疑。”③互联网使社会中下层在人数上的优势转化为话语上的优势，人多势众直接导致了网络上精英们的寡不敌众。
民粹主义有挟民意以令政府的趋势
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民意走向，拓宽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普通民众的话语权随之提升。它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在分配矛盾与社会公正等当下最为紧迫、最为关键的问题方面，对问题解决的推进有所助益。但其抹杀精英人物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创造，强调对民众意愿的绝对顺从，宣扬极端的平民化主张，又是极其危险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民粹主义趋势反应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情绪不满，迫使各政党不得不反思和调整国内外政策，但这些调整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民粹主义鼓吹“人民至上”。在一些民粹主义者看来，草根阶层、底层社会就是“人民”，“人民”的诉求都是合理的，必须得到满足。按此逻辑，任何言论，任何思想，只要冠以“人民”的名号，就可以大行其道，不证自明。这种做法导致现行民主原则和制度受到挑战，使现实政治容易走向反精英、反体制的歪路，结果往往是挟民意之名却背离民主之实。
民粹主义宣扬极端平民主义。一些民粹主义者过分简单地解读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导致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排外主义，对于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些民粹主义者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反对财富的不均衡分布，甚至将共同富裕简单理解为杀富济贫。他们打着为民代言的旗号，大张旗鼓反对主流政治，反对一切他们认为有可能威胁和损害民众利益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种威胁既可能来自上层的精英群体，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异己力量，因此，他们既反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对于民众的安排，又不断激化民粹情绪，反对一切外部力量的入侵。
民粹主义推崇非理性政治。民粹主义者过分极端地批判现行政治，导致理想主义过度泛滥，无节制的批判容易引起集体的无意识和极端的非理性。反体制、反精英、仇官、仇富，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脱离实际的、对现实政治的逆反构思，表达了民粹主义者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民粹情绪越浓，非理性程度越大，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机制伤害越大。当情绪化的社会大众可以自由表达政治主张，放纵地操控政治议程，就会使原本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沦落为充满怨气、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宣泄。
民粹主义热衷激进立场。钓鱼岛事件后，我国民众的民族情绪与爱国热情被民粹主义者利用，引发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一些民粹主义者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或讲座等形式宣扬“武力攻打钓鱼岛”“用鲜血捍卫国家主权”。一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道德审判。这种披上了爱国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极具迷惑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价值主张相距甚远，但有时为了实现自身的某种目的，二者也可以铆合在一起。这一倾向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民粹主义鼓励政治参与，主张政治平等，倡导平民化的政治表达，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价值，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这些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价值。但近年来，民粹主义的话语越来越平民化、暴力化、极端化、非理性化。对各种社会现象冷嘲热讽，对政府行为消极抵制，对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玩世不恭，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甚至有挟民意以令政府的极端趋势。在现实生活中，民粹情绪挟持民意，对政策制定和司法公正已造成负面影响。这在欧美各国、拉美各国、俄罗斯以及日本都有显现。
合理消解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民粹主义在当下的流行是诸多社会和政治因素合力的结果。如何准确认识、正确对待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首先，民粹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主流思潮。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时期，民粹主义仍然拥有较大的市场，但和平与发展、开放与多元是主旋律，这种大环境下民粹主义不可能占据社会主流。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民主改革，将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意愿两相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的诉求，反映社会的共识。因此，对于民粹主义，不要妖魔化，不要污名化。既要提防它危害的可能性，也要看到它存在的现实性。还要看到，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多元化是当下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文化是多元的，利益是多元的，阶层是多元的。各种思潮共生亦共存、交织且竞争格局的出现，是政治生态平衡的标志，也是政治文化健康的根本。
其次，民粹情绪与民意表达要区别对待。这些年，我国社会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社会冲突与利益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这就使得群体性事件偶有发生，客观上为民粹主义的情绪化表达提供了土壤。部分民众希望变革图新，渴望自身利益得到政府和政策层面的维护和保障，但同时他们又对现行制度不信任、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有愤怒、暴力的话语和行为，这都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同时，社会大众渴望民主，渴望社会公平和公正，渴望社会和谐，这也是大多数网民参与政治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久而久之，这种社会情绪就积蓄了较大的能量，进而向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的方向蔓延和发展。因此，要将民意区别对待，尤其是要将网络空间里表达出来的民粹情绪与真正的民意表达进行谨慎甄别。正如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当其转化为舆论环境和现实民意时，却有可能裹挟国家的立法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司法审判的结果。反过来说，某些利益集团也可能利用非理性的民意而影响国家做出有利于本集团的决策。”④因此，政府对民意要有所敬畏，对于民众诉求的合理性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结合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同时，也要为底层民众建立与政府政策制定、与决策机构沟通协调的机制，建立下情上达的信息渠道，让民众更理性、更客观、更节制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以便于将底层化、边缘化、激进化的民粹情绪与行为吸纳到主流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来。
再次，约束和规制民粹主义的极端立场。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法治精神，借助内在的道德和外在的法律双重规制公民行为，约束并防止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的过激言论和极端行为。可以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民粹主义非理性话语的合法规制。合理划定法与非法的逻辑，寻找自由与合法的平衡。加强网络道德、网络素养教育，将道德理性与民主观念的提升有机结合，培养多元宽容、文明理性的网络行为。引导网民理性表达，促进网络舆论的理性化，提升公民对网络规则与民主程序的尊重和理解，强化责任意识与规范意识。依靠媒体、网络、政府、协会组织和全体网民共同努力，形成多方监管、应急和防御体系。加强行为自律与社会治理，更好实现网络舆论的监督和引导。
最后，消解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妥善解决各类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消解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要想消解民粹主义，关键还在于保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与公正的真正实现，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出发，调节和处理利益分配，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兼顾各方需求，保证公民在分享基本利益、实现自身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更有幸福感，活得更有尊严，以完善的民主建设摆脱民粹主义的震荡与纠缠。只有最终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真实诉求，缓解他们对现行体制和政策的抱怨和不满，这是有效抑制、合理消解民粹主义的根本之道。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防止极端思潮误导社会公众，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对于社会思潮，交锋交融才有活力，多元多变才会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矛盾凸显多发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多元中求共识，在变革中求发展。准确理解当下政治的实质，正确看待思潮发展的未来，才能使我们在改革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注释】
①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第54页。
②陶文昭：《新民粹主义的时代审视》，《人民论坛》，2012年第8期，第64页。
③周汝江：《从大众社会到网络社会——当代中国政治表达民粹化的转型与治理》，《人民论坛》，2015年第11期，第45页。
④杨阳：《民粹主义情绪热度与价值诉求》，《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第58页。
责编/潘丽莉 孙娜 美编/宋扬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