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有“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通物曰商，居卖曰贾”的说法。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尤以农业的发展较为突出。加之唐朝的开放政策带来了商业的繁荣，由此一来，更加吸引了海外商人趋利来华。
“怀柔远国”理念下的朝贡促进了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的往来沟通
对外贸易首先以缘边及海外诸国和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活动为主，不论是使节进贡方物，还是领受中原王朝的馈赠，都暗含着双方之间的贸易交往是寓政治与经济于一体的带有双重含义和目的之往来。隋朝统治者在与突厥、吐谷浑的关系发展中，力争拓展西北疆域。受命经略西域的裴矩，在中西交通的枢纽之地张掖负责与胡商的互市贸易，给予来交易者以优惠的利益，并劝令其入朝。当时的互市监主要掌管西北缘边与少数民族或海外商人（统称为胡商）的边贸管理，相应的管理法令为《关市令》，如对交易场所设置的贸易规定是：在交易场所四面穿堑，立篱院，派人守门。交易当日卯时以后，交易方将货物和牲畜集中，由官司先与外商对定物价，然后交易。现如今，张掖焉支山的旅游文化名片“万国博览会”，就是缘于隋炀帝西巡到张掖时，曾经在焉支山接见了二十七国国王、贡使，盛况空前，国威远播。当时西域各国借助商贸活动与中原王朝通款，彼此之间关系的建立就是借助了经贸与文化的沟通。裴矩也正是通过与各国使者和商人的沟通，了解各国风俗，完成了重要的《西域图记》。
唐朝统治者励精图治，着力经营西域。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制的《职贡图》，就是以各国使团来唐朝觐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幅贞观时期异域进贡如潮的盛大场面。从尚书省礼部、九寺中的鸿胪寺，到地方州县，都有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如押蕃（舶）使、互市监等。通过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唐朝统治者实现了有效管理，保障了丝路的畅通，更吸引远方商人沿丝路自西向东进入内地，到达都城长安、洛阳，以及更多内陆交通要冲城市。依据唐代贾躭的《皇华四达记》，从中原到周边民族地区的交通干道有七条：安东道，高丽、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广州通海夷道。沿陆路由长安西行，可达西域，穿过帕米尔高原、天山，可抵达中亚、南亚、西亚，直至欧洲。
“华夷一家”观念下的开放国策有力促进了中外商贸活动
唐朝政府通过优化贸易环境和治理市场秩序，为公私往来和交易提供了政策支持。对于朝贡使团，唐政府往往给予其优渥的待遇，不仅提供食宿，还允许入市交易。在西北丝路沿线上，有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也有中原商人等往来穿梭。转贩贸易的胡商要取得与内地百姓相同的“过所”，才可以穿越沿路的一道道关卡。“过所”，即关津过往所需的通行证，需要过关者申报事由、沿途关津、人员状况、身份以及保人，经查验后方才准行。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29号墓出土的“过所”文书反映，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商队一行自安西往京师贸易，五人携子二人、作人五人、奴三人、婢四人，以及马、驼、驴等，他们是籍居西域的昭武九姓胡商，往来于丝路。在第509号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中，也记载了一行人所经过的各处关津，有玉门关、金城关、大震关、乌兰关、潼关、蒲津关，各关多是扼守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道路交通的保障主要依赖于官道及沿途驿站，它们可以为往来行人提供官私客旅食宿。如从长安西出，沿陇坻西行，就踏上绵延东西的交通要道。官员、使团、将士、商旅、选人、流人等往来穿行，承担着传递公文、兴贩贸易、物资流转等任务。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气象、社会风貌，均经由一路山川道里向纵深延伸。这里关山穿越，古道天险，一路西行，引发许多文人形诸赋咏、为诗为文，形成了唐诗中大气磅礴、悲壮雄浑的“边塞诗风”。唐代官道上一个个驿站名字——长宁驿、张棉驿、分水驿、丹麻驿等，现在还保存在沿线以这些驿站命名的村落当中，成为历史的见证。
以律令制度为基础的人口管理，通过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流动。往来经商和入华的“归化者”们定居寄寓地后，与当地百姓一样获得合法身份。如开元十六年（728）北庭都护府辖下的金满县所管人口就分为百姓、行客和兴胡，由他们共同承担国家的税赋。
唐代“市舶麇集”“珍货辐辏”的海上丝路贸易是对陆路贸易的极大补充
在经济重心南移、西北各种因素此消彼长、陆路交通受阻等因素的影响下，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有所削减。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通道的开辟及阿拉伯人等海洋贸易的兴起和逐渐发展，海路贸易有渐次取代西北陆路贸易的趋向。这一切变化都始于唐代，进而宋代以降，出现了海上大宗民间贸易的兴盛和对外贸易的日趋繁荣。大宗贸易行销的商品以香药、玉石、珍宝、珍奇动物为主，主要换取中原王朝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质轻价高、适合远距离海上运输的商品。
在地方府州管理海舶贸易以外，市舶使的设立以满足帝室消费需求为目的。唐代最早的岭南市舶使周庆立，与见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波斯僧人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遭到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弹劾。这件事发生在玄宗即位不久的开元二年（714），反映的是朝廷及皇室对海外珍品的旺盛需求及获取渠道，他们往往在来朝贡物之外，还交由专使通过和市获得蕃舶物。从高宗显庆六年（661）的一道勅文得知，对于每年从南海来的各国船舶，少府监在四月以前要列出预算，将需要和市的经费拨给沿海各道，由其长官负责购买。从消费海外珍品的需求来说，少府监负责皇上、后宫和百官的服饰器用，预算经费的拨出和责任执掌都说明了采买蕃舶物的目的。
海上贸易的发展有赖于航海技术及造船技术的进步。贸易港口城市扬州、洪州，同时也是造船基地。比如洪州，沿江可达巴蜀，可至吴越、扬州，是岭南北上的枢纽，因而聚集了大量的胡商。早在唐初征伐高丽时，阎立德就受命到洪州、饶州、江州制造用于运载军粮的大船；宋州刺史王波利在宣州、润州、常州及洪州等江南十二州造入海大船，还有越州都督府和婺州、洪州等地大造海船。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在“南至江西，北至淮南”之间开展居间航运的大商人俞大娘，拥有可载万石米的大型船只，船上操驾之工就达数百人，规模最大。
外贸港口中最为重要的是广州。岭南到大庾岭道路的开通，使广州到内地的交通大为改善。借助人工运河与天然河道，远道来华的船舶也可以通过内航水路向腹地深入。扬州在长江、运河交汇处，是南北物资的集散地，货物丰衍，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十分繁华，所以成为中央经济生命线的重要节点。其他外贸港口，或是内陆河道与海路的交接点，或是内陆都会的交通枢纽。日本、新罗船舶一般往来于登州，或明州、苏州等地，而广州、交州则以阿拉伯及南海诸国来舶为主。对外贸易中，与唐朝有往来的包括新罗、高丽、百济、日本、林邑（越南）、天竺（印度）、骠国（缅甸）、真腊（柬埔寨）、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东罗马）等。王建《汴路即事》中“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一句就反映了外贸往来中发生在民间的贸易活动景况，从西洋与南洋航路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诸国的商船，在地方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各国商人的足迹已深入到地方草市。
唐前期没有关市之征，包括通过关津所收的商品流通税（过税），以及在市肆交易的税收（住税），均与宋代商税的地位有所不同。在广州沿海设立的市舶使，也是为了满足帝室对海外珍品奇货的需要而设立。至于所说的蕃舶之利，不排除地方上法外加征，以供进奉或地方财政所需。此外，按照文宗太和八年（834）的诏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蕃客分别由其所在地的节度观察使负责，除了舶脚（税金）、购买海商货品以及进奉之外，不得重加率税，应任其流通往来，自由贸易。关于收舶脚的问题究竟如何，目前可依据的说法不一，尚乏确论。例如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所描绘的细节中，外商船抵港后，官吏收取货物收藏，待全部商船到达后，需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关税，再交由货主发卖，帝室需要的采购则以最高价支付。而《中国印度见闻录》则认为，百分之三十是最高价支付的采购货品，而非舶脚。
唐风、胡风的交相浸染有力促进了华夏文化的传播
对外贸易往来与文化的交互传播沿着丝绸之路延伸，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大唐文化，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华文明的魅力吸引着诸国使团“慕化而归”，在求学、做官之外，携带书籍、文物回国的遣唐使最为人所熟知。以日本、新罗为代表的国家，不断学习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并以此来建构自己国家的体制和社会秩序。他们对唐文化的汲取体现在律令制度、儒家文化、文字语言、宗教、音乐、绘画、服饰、习俗等多方面。此外，对获取物质的欲望，也促使他们不断增加与唐朝的往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发展国际关系。
就律令体系而言，中华法系经典《唐律》是中国古代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对亚洲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天一阁发现的明代抄本《天圣令》（包括《田令》《赋役令》等十卷），在将宋令复原回唐令的过程中，以日本的《养老令》作为重要参考，因为《养老令》直接借鉴了唐代令典，在文字上与唐令最为接近。同样，与茶文化相交融的医药、佛学、文学等大唐文化也被不断传播至境外。
商人是唐朝重要的沟通媒介和桥梁。中原商人与海外商客活跃于跨境贸易或转输贸易，沟通了唐代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是继官方遣唐使之后，民间商人又承担起中、日、新罗之间的贸易往来。长安西市俨然是国际贸易中心，西市中有胡人直接经营的店肆“波斯邸”，流寓西市以及在附近坊内聚居的胡人在其聚居之所如普宁坊、醴泉坊、布政坊等地设立了祆祠，洛阳的立德坊、南市西坊等地也有祆祠。对于他们的宗教和风俗，唐朝政府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此外，在登州有新罗馆，广州有专门供其居住的“蕃坊”。胡食、胡服、胡乐也渗透到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唐代的绘画和笔记小说中，经常可见里坊门卖“胡饼”的商人、头戴“帷帽”的中原妇人、鉴定珠宝的外商，以及众多传奇故事连缀成的“泛海客”的群体形象。这些描述虽然不乏浓郁的文学色彩，但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
古代的“一带一路”是以商贸为依托的文化媒介，承载着物质层面的需求互惠与精神层面的交流融合。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今天，通过“一带一路”，以新的形式加强亚非欧各国的联系交往和互利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必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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