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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的特色及学术史意义(3)

(二)古代思想从殷周时代说起及所关注的问题

从此书的第二章“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第三章“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和第五章“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的标题设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从殷周时代讲起的,其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可以说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当中,一方面提出“要讲哲学史,不可不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又“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二字”;另一方面则认为“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其时间则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的范围内。而且他还说,“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它做诗人时代”[7]35、36、42。那么,公元前800年的西周末期就是“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也就是胡适所写古代哲学史的时间上限。而且,胡适根据《诗经》当中的各种诗篇,将那个时代的思想分成了几派,亦即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激烈派)等,他还概括地说:“这几派大约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纪的思潮了。……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生长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时代。”[7]46

再有,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书的前论部分第一章开始就写道:“我国政治思想,自孔、老、墨三圣以后,始画然标出有系统的主张,成一家言。前此则断片的而已。虽然,后起的学说,必有所凭藉然后能发挥光大,故欲知思想渊源,非溯诸三圣以前不可。”[8]26而且在随后的第一章所叙述的,就是起自唐虞以迄春秋中叶,并分成三期,即为部落期,唐虞迄殷末约千余年;封建期,西周约三百年;霸政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约二百年。他还说:“吾侪欲研究此三期之政治思想,当据何等资料耶?”[8]28那么,作为研究时代背景、时代意识和相关政治思想的材料,梁启超确定了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主。可见,梁启超是述及上古而考察论证各种政治观念思想和命题的。

又值得参考的是,武内义雄在所著《中国哲学思想史》(汪馥泉译,商务印书馆发行,1939年)当中说:“在中国,有系统的思想底产生,以孔子为最早,因而,中国思想史应该从孔子着笔”;不过他又说,“孔子底思想,是基于更古的中国底民族信仰而产生的,所以,在叙述孔子底学说之前,先讲一下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而且,他还说:“要说明中国古代底民族信仰是怎样的东西,这在文献很少流传的现在,颇为困难。”那么,武内义雄所认为的“‘人尽由天生’这思想,是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底中心”,就是依据《孟子·万章》中引据殷代名臣伊尹的话“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还有《诗经·大雅·烝民》中歌咏的“天生烝民”,说:“他们以为人底祖先是天。”[9]5当然,在论证中,周代的铜器铭文、《尚书·吕刑》《康诰》就成为他引述的材料来源。

此外,陶希圣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1936年,上海新生命书局;1942年修订版,重庆南方书局),在第一编“人类之自然状态”第一章“自然状态的推测”当中先指出:“政治思想家常推测人类的原始社会的状态,以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而后,则介绍了“自然状态的两说”、“自然状态究竟怎样”的一些理论和学说。第二章即设“原始社会的思想”,而简要地概说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等作为思想史的开端。从第二编“氏族时代”,便开始依据甲骨文、《尚书》《诗经》中的材料,比较详细地讲述商族和周族的社会制度与思想形态,特别述及商人的“僧侣贵族的发生”、“神权思想的势力”和周代的“僧侣之降落”、“武士与平民的等级”以及“明德”(合族、成军、为政、明德与明心)、“明刑”(刑德并称、氏族内部的制裁、征服与复仇)、“天与人”(以祖配天、神之主在德、神之主在民)的观念,等等。可见,陶希圣的这部思想史著作,是以原始社会为源头,商周社会为接续,展开其政治思想史的论述的。

对比上述这几部著作,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即如前所述,是以考察和论述“殷代的主要意识生产”为起点,对“殷代历法意识生产的起源”和“殷代‘卜’的意识生产”两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证。

一方面,侯外庐指出,殷墟卜辞中“时的观念的成立”,即殷人历法的创造,特别是“祀时的历法”,“这是古代观念形态最主要的发明”,并且强调“它虽然相伴天体运动的神话想象,却是最早的合于科学的发明。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首先提出这一意识生产”。侯外庐还说,这一意识生产,“通过了氏族制度,形成宗教意味的天文学。”[6]21、25

另一方面,侯外庐强调,殷人“卜”的宗教意识“是先行于国家形成过程而发展,至少可以说是和国家起源过程而为系统的生产”。因为殷人“社会内部既还保存了氏族整体的遗制,则在观念世界亦当然呈现出对待于氏族整体之上帝全能的思想。一切唯神,一切在卜”。侯外庐还指出,“崇拜祖先为宗教的原始形态”,“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万方利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即有祖先的原始宗教”,殷人之所以能够全族出征,经常战胜包括吕方、土方、马方等周边的部落,“在思想意识上亦有原因”,那就是,“祀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为有力的观念武器”[6]25、26、28。

由上可见,利用和借鉴当时殷墟卜辞研究已有成果①,侯外庐审慎地将中国思想史考察和研究的起点确定在对卜辞所记载、体现和代表的思想观念及意识的各个方面。这和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利用殷代卜辞考察中国古文明出现的年代问题的思路是相一致的。

此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则是集中围绕着周人的思想而展开论说。亦即“周人‘国有思想’及其前途”、“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周人思想第一次的变迁”及其历史原因、“周代悲剧思想的先趋之路”。这些内容,在侯外庐看来,则是具有追寻思想史源头意义的考察,中国思想史之开端的基本特色也尽显其间。

(三)以春秋战国和诸子时代为中心及对思孟学派的认识

还值得关注的是,侯外庐的这部思想史著作,是集中围绕着春秋战国和诸子时代展开叙述和论说的。如果与当时先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著作相对比,可以看出他们所关注的各个方面的异同及特点。

比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其本论从第三章开始至第十六章的14章内容,5章讲儒家思想,2章讲道家思想,3章讲墨家思想,4章讲法家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古代哲学史》所讲述的顺序是老子、孔子、孔门弟子、墨子、杨朱、别墨(下列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荀子以前的儒家(下列《大学》与《中庸》、孟子)、荀子,以古代哲学的终结为最后篇(下列所谓法家),于是,其以先秦诸子为中心的论述形式一目了然。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当中,有8篇是对先秦思想史当中思想家和学派进行的批判,包括“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编“王权时代”的第一期“由氏族到国家的过渡期”,在概述了“社会构造的变化”和“士人的兴起”之后,便以孔子、杨朱与墨翟、老庄及邹衍、孟轲与荀卿、管仲至韩非、重农思想的发生等为主题,展开论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篇“子学时代”,从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分别所述为,“孔子以前及其同时之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孔子及儒家之初起”、“墨子及前期墨家”、“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学”、“战国时之‘百家之学’”(杨朱及道家之初起、陈仲子、许行、陈相、告子及其他人性论者、尹文、宋研、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庄子及道家中之庄学、《墨经》及后期墨家、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韩非及其他法家。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从第五章开始,便进入对春秋战国时代私学出现、子学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史叙述和论说。(1)集中在孔子、墨子的思想学说方面,即“孔墨显学主潮论上(方法论之异同)”,包括“春秋思想文物的具文化及其显学批判”、“孔子知识论的特点”、“墨子知识论的特点”和“孔墨显学主潮论下(学说体系之异同)”,包括“孔墨显学的优良传统”、“孔子学说的体系”、“墨子的学说体系”。(2)对老子、庄子的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老庄学派反‘显学’的智者学说”,包括“老庄学派的历史路线”、“老子学说的体系”、“庄子的概念游戏”。(3)对子思、孟子学派及思想的论述,亦即“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学”,包括“子思孟轲的学派研究”、“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孟子的社会人类观”、“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天论与性善论”。(4)对后期墨家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后期墨家及其通约了的墨学”,包括“辩者墨学的学派性”、“辩者墨学对于墨子学说的修正”、“辩者墨学对于墨子道德学说之发展”、“后期墨学的科学论”、“后期墨学的认识过程论与论理学”。(5)对通常称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诡辩学者的论理学”,包括“诡辩学者的学派性”、“惠施及其论理学”、“公孙龙及其论理学”。(6)对占章节篇幅较重的荀子思想学说的论述,亦即“中国古代思想底综合者荀学”,包括“荀子的时代与荀学”、“荀子在古代学说中的批判与发展”、“荀子唯物论的要素及其无神论”、“荀子的认识论与论理学”、“荀子‘性恶’论中的两条战线之斗争”、“荀子学说的局限及其批判”、“荀子关于儒家传统的朴素修正”。(7)按照传统的儒墨道名诸家排序,之后就是对法家人物思想的论说,亦即“法家的悲剧历史与韩非子”,包括“法家的历史及其历史觉醒”、“韩非子历史的并思想的传统”、“韩非子的学说概论”、“韩非的理想与历史的现实”。(8)此书的终篇最具特色,给予文学家屈原以特殊的篇幅来加以论述,亦即“论屈原思想”,包括“屈原思想的秘密”、“屈原思想的评量”。

由以上所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此书的结构、内容范围,以及相关提法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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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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