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与上述诸多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对思孟学派的定位和关注与否，可以说是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又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梁启超的书对儒家思想做夹叙夹议，并没有对子思或思孟学派进行讨论。陶希圣的书，对于儒学传授中“曾子传子思，‘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一系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直接讨论孟子与荀子的政治思想。胡适在论及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时，只用《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孟子》，并将《大学》《中庸》看作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并没有申论其与子思或思孟学派的关系。如他说：“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7]280与此相反，冯友兰则直接将《大学》《中庸》放在孟荀之后的“秦汉之际之儒家”的范围内讨论，强调《大学》与荀学的关系，且以《中庸》为“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10]439、447。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一方面认为，“在我看来，《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并加以论证，从而不认同冯友兰以为属荀学之说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所辨析地说：“故如冯氏所论，实不足以否定子思的创作权，不过《中庸》经过后人的润色窜易是毫无问题的。”[11]141、142可见，郭沫若是确信子思的地位，而且肯定思孟学派的存在的。
与郭沫若的思孟学派论述有相同的特点，侯外庐在此书中以“儒家思孟学派及其放大了的儒学”为题，明确了思孟学派的存在和地位。并且通过从荀子《非十二子》中对孔子以后的儒家子思孟轲一系的学派性说明入手，一一展开论述。比如侯外庐通过分析认为：(1)荀子所批评的“材剧志大”，“甚是子思孟轲的写照”。(2)“闻见杂博”，“亦孟子的特点”。(3)“孟子论性的辩论”，《中庸》所言“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都是“正所谓‘僻违而无类’者”。(4)“子思孟轲的影响甚大，其师承孔子学派之权威”，故荀子云“世俗之儒‘受而传之’”。(5)至于“五行”之说，言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的《尚书·洪范》，至少思孟是可以作为“受而传之者”看待的。(6)《易传》的“探颐索隐，钩深致远”的方法“与荀子精神不合，反而与其所评思孟的方法相近”。(7)子思孟轲的著作，“《中庸》除了有一少部分为战国末期学派所加入的东西外，大体近于子思，其中思想亦和孟子有师承关系”；那么，“《中庸》有比《孟子》更放大的地方，乃为后儒所润色者”。(8)思孟的学派性，如果“以著作而论”，首先“应研究《洪范》”，其次是“以《中庸》、《孟子》为范围”，《易传》是“五行以外言阴阳”，“应归秦汉之间思孟思想的更引伸者”。(9)荀子所谓“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是针对思孟而言的。(10)“载于思孟学派书中之句，五行未见，而‘按往旧造说’则颇多有”，《大学》《中庸》“则几满篇《诗》《书》”，且“孟子则有古制之图案”。(11)“《中庸》之按往旧造说者颇多”，侯外庐举出了多条例证而分析说明。(12)见于《孟子》一书的“尧舜的事迹”、“周室班爵禄的一套制度”、“答井田制的图案”等，还有孟子“对于往旧《诗》《书》，多以己意按之造说”[6]161-168。
侯外庐结合荀子的批评，对思孟学派的一些学说特点进行分析归纳和论证，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儒学称作是“放大了的儒学”。当20世纪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其中有被学界认为是属于《子思子》的篇章，研究思孟学派的诸多问题一时成为热点。那么，侯外庐早年这种直接从荀子的批判来分析思孟学派思想特点的角度与方法也是很有时代性的。
侯外庐后来写作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论文，一部分编在《中国思想通史》当中，最终合编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1979年，人民出版社)一书，又成为前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从篇目上看，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封建制和全东方的封建主义》、《秦汉社会的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构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初步转变》、《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局限性》、《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从中可以体会到侯外庐所关注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经济问题、前后期和近世以来的社会转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的几个方面。可以说，这些论题，基本上包括了作为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延续，到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学界研究的所谓“五朵金花”当中，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诸多方面[12]。
在思想史研究上，不仅是古代思想，侯外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1944年初版，下卷1945年初版，重庆三友书店)一书，论题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7世纪、18世纪一直写到19世纪，论及的思想家从17世纪的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周)、顾炎武(亭林)，直到19世纪的魏源、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最终体现了侯外庐从古代到近代的贯通性研究的特点，以及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所在。
注释：
①侯外庐提到了郭沫若的《释干支》、董作宾的《卜辞中所见殷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3]侯外庐，纪玄冰，杜守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7.
[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M].长沙：岳麓书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2010.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大学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
[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9]武内义雄.中国哲学思想史[M].汪馥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新1版.
[11]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本文原载于《晋阳学刊》2016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