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温儒敏（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汉学的理论方法及研究动机，离不开西方学术背景，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以此为标准，“身份”问题就出现了。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现代性”走向过度阐释，就是这种盲目跟风的最新体现
●一些国外学者的学术训练是不错的，但一是理论预设，二是在与中国文学背后历史传统、文化气候和地理的结合上比较生硬。如何既不刻意排斥也不盲目追逐汉学，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的张力和增长点，已是紧迫的任务
●具有局限性的汉学能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影响甚广，说明当下的文学研究还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思想的前提下，汲取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进行自主创新的尝试和探索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海外汉学研究日益兴盛，并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承认，相比于国内的学术研究，海外汉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治学理路上有其独到之处，适当参考借鉴不无裨益。但是，如果一味推崇，盲目追随，无疑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反思。
为何要反思“汉学心态”
张江：近些年比较流行的文化研究，汉学家在所谓“现代性”的阐释方面有许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盲目“跟风”，就又出现了新的偏向：文学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现代性”走向过度阐释，等等。所谓“汉学心态”与“仿汉学”风气，在这两方面是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有些“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新鲜、别致，但终究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汉学的成果可以借鉴，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而不是简单地克隆。
温儒敏：近十年来，我在几篇文章中都谈到，要反思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评论与研究中日趋流行的“汉学心态”。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汉学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是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从另一方面看，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与成长，离不开包括对汉学在内的外国学术的借鉴。但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对美国汉学过分崇拜，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这种盲目崇拜海外汉学的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可能有人会说，都讲“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如果是科学技术，那无可非议，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恐怕不能这样，还需考虑国情、民族性。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动机、动力，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有它自己的学术谱系。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就出现了。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
客观看待海外汉学研究
张江：我相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没有人比中国人自己更熟悉，更了解，更能阐释清楚。对文学而言，更是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语言文字的简单组合，它背后是博大精深、气象万千的本民族的文化、历史、风俗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才提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因此，对海外汉学研究，我们必须客观理性视之，对它的短板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认识。
程光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汉学视角”，是指由西方学术著作翻译和华人学者将西学转译成汉语这两个管道输入中国大陆的一种学术思维方式。这跟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大学为实现国际化目标，大力提倡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交流和接轨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站在改革开放的角度，这种合作的交流和接轨是十分必要的，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但如果走向极端，把“汉学视角”变成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形象、确立其学术地位的根本前提，就大成问题了。一旦将这种“汉学视角”建构成权威性的学术高地，将其物质化为一种晋升身份的外在因素，那么，对这种视角的历史性反思也将开始。近年来，我去国外或港澳地区出席本专业学术会议，与相关大学开展合作交流时发现，其学术训练还是不错的，但要说其眼光、水准明显高国内一筹，也很难说。总体印象，一是西方理论意图在他们的研究和批评中过于明显，有一种以理论带历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倾向，给人理论预设之感；二是西方理论在与中国文学背后历史传统、文化气候和地理的结合上比较生硬，有一种强势要求后者服从前者的理论优越感。反倒不如国内一些具有敏锐历史眼光和深厚学术功力的学者，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做得自然贴切和深入，他们在严谨历史分析上层层推进得出的结论，更能令人信服。相反，一些国外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比较隔膜。例如，他们无法理解上世纪80年代伤痕反思小说背后复杂的历史经验和个人记忆，不能接受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对莫言、贾平凹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勾连，也基本视而不见，我想，这既有研究和文学批评盲目臣服于理论的功利心态，也与这种汉学视角无法与中国实践、中国故事真正接轨有一定关系。
经过最近十几年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人们可能已经意识到，需从本土经验出发，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故事，在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再创新上更进一步。如何自觉反思，重新审视汉学视角，既不刻意排斥它的存在，也不盲目追逐，从而形成新的学术研究的张力和增长点，已经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种反思性建构，不仅可以扭转唯西学是从的不良倾向，培养研究者更自觉的历史观察和分析能力，而且可以改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制度环境。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符合“中国经验”实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