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丧失本体立场
张江：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汉学心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崇洋媚外。上世纪80年代，海外汉学在国内受到推崇，有特殊的历史机缘，即当时海外汉学的“他者”视角，对于国内狭隘的文学研究有一定借鉴之功。此后，海外汉学长期受到追逐，在我看来，或许更多源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研究力图实现“从边缘到中心”位移的强烈诉求。这种强烈诉求的伴生物，是本体立场和文化自信的缺失。
赵稀方：在我看来，所谓汉学心态，可能还涉及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殖民化。最早引起学界注意的有关于此的表述，来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书中认为，近东当代文化已受欧美文化模式的主导，本地学者操持着从欧美贩卖来的东方学话语，自身只能充当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萨义德的结论是，当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对于18世纪伏尔泰以来西方的汉学历程进行了谱系梳理，同时指出中国人自身参与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
无论是“殖民化”或“自我殖民化”，都忽略了被殖民者的表达问题。斯皮瓦克写于1985年的《庶民能说话吗？》一文，探讨了东方他者能否发声的问题，是一篇经典之作。斯皮瓦克参与其中的印度民众研究小组更具实绩，创立者古哈的思路是与殖民史学及其自我殖民化的本地民族主义史学相对抗的。
站在中国学者的角度，我想提出的一个回应是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位置问题。在东方主义的表述中，马克思主义早已被定位于黑格尔、韦伯之间的西方线性历史观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东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从反殖民、反阶级压迫所创造的“人民的政治”，一直不为后殖民主义者所正视。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民众研究的很多想法已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得到实践。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史撰述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着手印度民众研究小组的工作，将历史书写成为人民反对帝王将相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譬如对于古代、近现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成为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汉学心态需要切实反思，其关键在于不要失去我们自己的本体立场与文化自信。
自主创新中重振文化自信
张江：关于中国文化，存在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就是“自信”与“他信”的不对等。在国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学界，文化自信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国外，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国文化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赞誉，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深化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赵学勇：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以“经世致用”和“美在意象”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影响数千年。“五四”前后，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传统批评理念在如潮的质疑声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在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得到了强烈的共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实际，以“人民性”“大众化”“民族化”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旨归，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内涵。
但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学的”原则被研究者严重忽视，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蜕变为庸俗社会学批评。这给西方话语尤其是给注重“文学性”研究的汉学提供了有利的介入空间。数年来，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冲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文学性解读，这使厌倦于庸俗社会学批评的中国读者耳目一新，也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但随着中国文论体系的自身建构，汉学便暴露出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汉学家只注重对作品文学性的研究而不顾及其社会意义的阐释，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真切的感受与深入的认知，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切入中国实际，理解现当代作家的精神追求与社会情怀。而华裔出身的少数汉学家，研究中时或流露出意识形态之偏见。还可看到，汉学家的预期读者对象是西方而非中国，他们必然以西方读者所熟悉的理论话语描述中国文学，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势必造成中国读者的巨大隔膜，并使得许多研究者在所谓“新的批评”视域中竞相追从。
先天不足的汉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能够影响甚广，说明了一个紧要而迫切的问题：当下的文学研究严重缺乏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可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方法的前提下，汲取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但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但需要进行中国化改造），进行一种自主创新的探索。这种创新意味着，我们将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而不再被种种西方话语所左右——文学历史早证明了这种创新的可能性。
张江：盲目推崇海外汉学的“汉学心态”的确需要反思，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思而反思，更不是要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而是要通过这种反思，明晰海外汉学研究的局限和不足，建立应有的文化自信，并通过这种文化自信的浸润，强化本土意识和本土立场，进而打造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唯此，这种反思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