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教授 王学典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富有弹性的文化，富有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不是一个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问题于是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不变不通，绝不能久”，许多伟大文明的衰亡，提供了前车之鉴。在笔者看来，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融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使其对治国理政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就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提出的初衷。
儒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这样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我认为，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融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所认识与接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到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推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如今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将儒学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儒学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华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事实上，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当代学者中，如刘笑敢先生便关注心理学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在题为“两种定向读《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解问题”的讲演中，就采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生物学的新发现，对孟子“性善说”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切合现代人理解的新阐释，并由此谈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性善说，这远比以往的解释，更具说服力。而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概念，则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贤能政治”已经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冶炼，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概念。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仁”，能否在经过现代伦理学的洗礼之后而成为其中一个范畴？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索的课题。
可以看出，把传统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儒学与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儒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与在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展开深度对话。当然，对儒学在未来的生命力而言，比对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克服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缺陷的从而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儒家的通变智慧能否为自己在全球化时代开辟一条新的生路，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通过回顾儒学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我们对此抱有相当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