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可以作为全世界的公共思想产品——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继续强调势力平衡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国内政治合法性对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导原则就是主权平等，国家间政治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看来，国家间的政治无非就是强权政治，争夺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强权即真理”成为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认为，自1648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主导秩序就是势力平衡。
■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正在从“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
近现代以来的五百年也是国家间战争与革命的五百年。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势力平衡的秩序下不断展开争权夺利的战争，甚至爆发了给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洗礼下，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实现了政治觉醒，掀起了民族独立革命运动，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走革命道路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而，无论是欧美列强之间的世界战争，还是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革命，都没有根本改变近现代西方确立的“国际社会”，仅仅是通过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管制机构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真正推动国际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二战后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释放了资本、技术、信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不仅生产方式全球化了，生活方式也全球化了，整个世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化浪潮更是将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资本流动异常活跃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即便是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也开始意识到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在继续强调势力平衡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国内政治合法性对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认为除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外，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法统对未来世界秩序也十分重要。 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正在从“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相比“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它在尊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强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倡正确义利观，倡导亲、诚、惠、容等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导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等等。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正在从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观”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这为中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准确把握两个关键词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舞台上系统阐述中国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标志着中国外交上实现了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是中国智慧的集中释放，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是对整个人类的重要贡献，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公共思想产品。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准确把握共同体和人类命运这两个关键词。
其一，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共同体要么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比如家族、宗族等），这些群体依靠自然的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要么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联合体（比如村庄、城市）或思想联合体（朋友、师徒等关系），所有这些共同体的共性特点在于它们建立在有关人员本能的或者习惯性的共同记忆之上，是一种十分紧密的联合体。相比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社会则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联合体，比如商品社会、国际社会等，社会依靠一种人为的机制比如阶级关系、族群关系、暴力关系等得以维系。滕尼斯的看法对我们理解共同体具有很大启发，根据滕尼斯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比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互联互通的基本条件，创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基础，这一条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抓住了当今世界共同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势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未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顺应这一世界潮流，主动融入全球共同体的大循环中，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空间，中国外交不仅要服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也要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需要。
其二，人类命运不同于片面的国家命运，更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面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爆发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否认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矛盾，而是强调即便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矛盾，也不可回避人类存在着共同利益，倡导要采取包容、开放、共赢的思维来聚同化异，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之大端。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强调某一个党的命运，也不是仅仅强调某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强调人类“地球村”的整体命运，只有人类整体命运得到保证，才会有具体国家、政党和个人的美好前景。这一认识站在了人类历史的高度，作为指导中国外交的理念，无疑为中国外交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是新时期中国智慧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国方案的代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公共思想产品，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有着光明的前途。今后，中国要自信地向世界传播这一新理念，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推动中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开辟新局面。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